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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征夫委员:建议推动制假售假直接入刑
2018-03-21 03:20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

   

中国经济导报讯 见习记者蔡娜报道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提交了《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的提案,其核心观点是建议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朱征夫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今年2月,他曾隐藏身份,在某皮具城进行了一场暗访调研,现场看到了整面墙摆放的假冒国际名牌箱包,其正品专柜价格数千至上万元不等,而在这里只需要100~800元。“我更亲眼还见证了一笔‘国际交易’的诞生——几位外国友人在翻译的带领下结完账,将包包装在黑色袋子里直接背走。真没想到,假皮具买卖就这样在公众眼皮子底下野蛮进行。而这坚定了我在今年继续提交‘打假’提案的决心”。

朱征夫表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便利,也为传统制售假犯罪提供了更多的隐蔽作案、分工流窜的条件。互联网时代的制售假犯罪的隐蔽手段层出不穷,产业链分离,供应链的传统渠道与互联网渠道相互交叉,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假货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的现象,给打击制售假犯罪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是,个人认为,假货的源头不在线上,而在线下。假货源头基本集中在全国多地的区域性、行业性、领域性假货带上,分工越发细致,反侦查和隐蔽能力不断加强。”

阿里巴巴发布的2017年打假年报显示,制售假团伙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一些制售假分子已经开始向一些社交平台及电商平台转移;另一些制假分子甚至搭建了海外网站,通过国外社交平台引流售假。

朱征夫分析指出,假货源头打而不绝,背后反映出现行相关法律或者执法、司法现行实践和标准,已难以适应打击此类犯罪迅猛发展的需要。举例来说,刑法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定,定罪量刑的标准均是以非法经营额或违法所得为唯一的依据。而这种“唯数额论”在跨平台、跨国境的售假中很难取证、认证,社交平台售假的监管滞后也会造成定罪量刑难,线上线下供应渠道多发,则会带来刑事电子证据认定难等诸多难题。

由此,朱征夫表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假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毒瘤,威胁着诚信体系建设。因此,加大假货源头治理,全社会要形成合力,“应对假货人人喊打”。

他认为,治理假货如同治理酒驾,不对制假行为作最严厉的遏制,治理假货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建议,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并加大对制售假人员的经济惩罚,发挥立法对制售假犯罪产生威慑和预防的作用。同时,也要完善制售假违法犯罪的行刑衔接制度,未构成刑事案件的售假人员纳入行政管理范畴,再犯则进入司法阶段加重处罚,形成售假重罚的闭环,不放过任何一个售假主体。

此外,朱征夫还强调,必须推行对从生产端扩大到销售端、仓储端、运输端等范畴的行业禁止处罚。在立法、执法、司法三方联动,加大制假售假行为的刑罚力度,才能从源头上治理假货。

【责编:潘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