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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城市:体制活力是破壁人

2019-07-03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前方记者|杨秦

教育能激活一个城市吗?科技能激活一个城市吗?

7月1日,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9新领军者年会”现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专访时说:“教育和科技,至少不是激活一个城市的最关键所在。”

   

那么,什么是激活一个城市的关键所在,经济学家李铁为我们娓娓道来。

人才就业选择更看中未来发展机会

中国经济导报:刚刚过去的高考,海淀区的高分区人数在北京市各区中遥遥领先。从教育资源对人流的吸引力而言,这是否会影响海淀区的人才类型、产业变化、空间布局等,进而为海淀区带来新的活力和动能?

李铁:并无直接影响。海淀区优质学校门槛是很高的。现在无论是海淀区的小学还是中学,包括西城区的中学,每年的招生名额有限,比如一个中学每届也就七八百名学生。面对着北京这么多的人口,优质校的学生名额肯定是“杯水车薪”。在海淀区的中关村科技园和高新技术园区里工作生活的,还有一部分是外来人口,其子女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这在空间上不是绝对吻合。

中国经济导报:谈到教学资源,海淀区或者说北京是高校集中的,这应该会对这个城市有所助力吧?

李铁:从北京来看,北京高校的优秀学生,尤其是清华、北大的学生,毕业以后第一选择还是出国留学,特别是理工科。第二选择是考公务员,这样更容易拿到户口留在北京。现在留在北京很难,既限制年龄,又限制学历。

同时,现在我们的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人才的竞争也很激烈。大的企业、好的企业,比如华为、BAT等企业,其选择性很强,往往优先选择北大和清华等高校的毕业生。这样来看,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大学毕业以后,特别是研究生、博士生毕业以后,就业选择更多还是看未来发展机会,也不是完全会选择考虑留在北京。

我们可以来看看深圳的例子。深圳是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它是创新发展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尽管深圳的教育在千万人口上城市排名是较低的,甚至不如一些二线城市,但深圳却聚集了最好的科技人才和创新人才。

中国经济导报:您说到科技,那我们由教育延伸到科技。在深圳,华为到东莞建立松山湖基地是个热议的话题,当地人认为,是因为深圳用地紧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华为可以说是科技创新的代表企业了,这是否算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对深圳、对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城市群的格局是否会有影响?

李铁: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发展规律。企业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当这个企业刚开始创新时,它是需要一个成本低的空间,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当地政策优惠等给予的一个好的生长空间。等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需要向成本高的地方转移,尤其是它的研发、市场等核心部门,以寻找最好的消费空间。伴随着企业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它会实行产业的空间分离,就是研发、创新、市场更倾向于在大城市或者说城市中心,而低端的如制造生产基地以及基础研发部门,则逐渐向城市边缘地带转移,以此来降低企业的整个成本。

国际上也如此,看看微软、波音,无不如是。再看硅谷,起初为什么不是在旧金山市,而是在斯坦福周边的硅谷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创新空间,就是因为那时候它的成本低。而随着高技术、高水平人才聚集以后,成本才逐渐高了起来。在成本高以后,硅谷就一定会形成企业的最核心的创新研发空间,同时低端的还得向成本低的空间去转移。所以,华为向东莞转移产业,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追求低成本的客观规律所导致的现象。

新技术跨越式渗透到社会应用之中

中国经济导报:教育和科技似乎都难说是为一个城市注入新力量的根本所在,从您的观察看,什么是最关键的呢?

李铁:我先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城市已经真正实现了移动支付。我国现在有5.8亿移动支付人口,这是什么概念?我国的城市人口是8.2亿,网民也是超过8亿多,除去老人孩子也就6亿左右。这些就是有支付能力的人可以全部都不用现金,可以说基本都用手机支付。

我刚刚从日本回国。这次在日本G20期间,我举办的活动主要包括一个展览和一个会议,即数字展览会和主题为“超级城市未来城市”的会议,我在会议上作了主旨发言。日方代表发言时,提到了建立智慧社会,并提出很多设想,包括无现金支付等。而我们的城市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就日本来讲,这就是“智慧城市”,它的远景目标我们已经实现。

在我们的城市,很多互联网技术的应用,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按理说,我们的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在世界排名远远落后于美国、落后于日本、落后于欧洲。可是,为什么新的技术能够在中国应用并得以普及?能够有这么多有创意的中国实践?我认为,原因就是中国没有那种制度法律与社会利益结构固化以后所形成的约束。

中国经济导报:是不是可以说“不成熟”造就了这样的活力?

李铁:可以再举举例子。比如网约车,日本想要推行,但城市政府决定不了,要由议会来决定。还有,日本有出租车工会法,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会影响议会的选举,他们反对网约车。移动支付为什么推行不了,因为银行反对。在日本,相关的一些制度过于完善,而过于完善的制度法律要修改,往往要通过一种漫长的过程中才会发生,要过各种各样的“关口”,新技术面对的是一些强大的利益群体。

中国的优势在哪里?当我们的一个新生事物走向社会、新技术应用于社会的时候,虽然也会遇到利益群体,但在中国这种强大的政府决策机制下,它的作用有限,并没有影响这些新技术迅速推广,而且成为社会应用的主流。

还有,我国的城市化处在高速发展阶段,它的最终利益格局没有完全形成,此时的新技术就能很快跨越式渗透到社会应用之中,最后带动这个社会从共享经济、无现金支付、人工智能,发展到包括基于5G的应用场景,如智慧交通和智慧城市管理,会很快改变我们的生活。这说明,我们作为“后发城市化国家”,没有完全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已经找到了最新的发展方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新技术研发和教育资源储备,甚至包括引用国外的教育资源。无论是华为、BAT,包括我们所有的现在的好公司,研发团队都有从美国来的。反过来,美国却没有看到这一点,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窃取了技术?其实,技术是相互借鉴的。而且,他们忽视了一点,就是中国市场对这种技术的应用,目前所存在的体制性障碍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