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直销”实际上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地方优势资源的控制性销售模式，对于理顺级差地租分配关系，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培育地方产业竞争优势，助力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统购直销模式有利于理顺级差地租分配关系，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消灭剥削是共产党人终身奋斗的目标，土地剥削就是地主或土地资本家利用土地所有权无偿占有地租收益的行为。马克思把地租分为三种类型：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包括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垄断地租。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在土地私有制下，地租是直接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产品被土地所有者无偿占有的部分，是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者的一种剥削形式。在土地公有制下，地租既是国家从经济上管理土地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改我们将城市的土地收归国家、农村的土地收归集体，从而消灭了绝对地租剥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将私营资本家财产收归国有，从而消灭了垄断地租剥削。但还有一种地租收益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这就是级差地租收益。

随着我国土地收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理应也同时消灭了级差地租的剥削性，但从现实情况看，对级差地租产生了许多认识上的偏差和操作的误区。当然，在计划经济时期，级差地租的矛盾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首先，农村土地是集体的，种多、种少、种什么、养什么均是计划安排，在物质匮乏年代，“量”是计划经济的首要问题，“质”是次要问题，甚至不是问题。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土地开始允许流转，土地产出物“量”的矛盾开始向“质”的矛盾转变，级差地租收益分配矛盾突显，最主要表现在城市扩张性开发，引发的土地征收地价补偿的矛盾。

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对产品品质的追求成为高质量发展需求导向的动力源泉，随着各地名优特产，特别是地理标志产品在市场的高价值日益突显，土地区位、肥沃程度、微量元素含量、气候条件等不同会引起土地产出物在品质上的不同而带来的高附加值成为新时代因土地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不公引发的矛盾。例如，普通大米的市场价是10元/斤，而优质五常大米的市场价可以卖到300元/斤，这290元的差价形成的高价值就是级差地租的表现。级差地租收益分配的难点在于对“级差”的把握，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级差地租收益的分配日益成为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地方人民难以解开的心结。最突出的是体现在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于地理标志产品的级差收益分配目前认识混乱，几个企业就可以联合申报地理标志产品并可以给企业带来高额的级差地租收益。例如，五常大米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五常某大米生产企业在央视做广告后，因该品牌的高价值而出现了更多的假冒该企业产品的大米，但却出现政府打假不力、企业叫苦不迭的现象。实质上，地理标志产品的级差地租收益如果归个人或企业所有，则属于剥削性行为，如果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则不属于剥削行为，只有理顺了级差地租收益的分配，这种打假不力的现象才能消除。

本文认为，只有属地人民政府才能代表该地理标志产品获取级差地租的收益权和分配权。因此，地理标志产品生产企业埋怨政府打假不力，但政府如果打假得力，保护的则是企业的利益，实际上助长了企业的剥削性。通过引入政府力量，引导和规范地方优品生产，理顺级差地租收益在地方财政、生产企业和地方老百姓之间的分配关系，消灭级差地租剥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提出的地方优品“统购直销”模式就有利于解决级差地租在三者之间的收益分配关系。

（二）统购直销模式有利于从供给侧培育地方产业竞争优势，助力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区域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愈加明显,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扩大。尽管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一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最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等的建设，因此，发达的地区会更发达，欠发达地区发展压力更大，地方政府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力度、更强有力的手段才能保证不掉队、不落伍。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农业当作基础性产业来发展，但这个基础性产业实际上是一个弱势产业，与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相比，根本没有竞争力，在我国还弄出了一个“工业反哺农业”的奇谈怪论或者说是奇思妙想。实际上，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表明：如果市场是开放的，而且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话，各行业会通过资本的流动形成平均利润。也就是说，农业也可以具备工业和服务业一样的利润率而不至于成为弱势产业。

因此，培育地方产业竞争优势，才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关键。欠发达地区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必须具备二个条件：一是谈判权，二是叫价权。目前，欠发达地区个体分散的农户，甚至农业企业都不具备与下游渠道商、工业企业的谈判能力，只有通过地方人民政府作为地方级差收益的代表才能与下游商家进行谈判。二是完全市场化的形式就不能形成强大的叫价能力，只有通过统一的聚力，才能形成合力一致对外。

实际上，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农业都是竞争力非常强的产业，美国、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的农业都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的形成与这些国家农产品质优价低，甚至价格也不低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优品是地方优势产业的重要支撑物，优品的生产是地方优势产业培育的基础，通过增强地方优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强化地理标志产品、地域文化内涵丰富的产品的生产，才能形成地方优势产业，从而增强地方产业竞争力。

由此，如果说小岗村率先发起的“大包干”，也就是随后总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激发了农民、农村活力的话，那么“统购直销”则是激发地方政府、地方干部活力的新模式，将会极大程度地激发地方政府发展产业的活力，调动地方干部工作的积极性。通过挖掘地方优势资源，强化对优势产业的培育，形成区域经济竞争优势。

（三）统购直销模式有利于促进发达地区消费扶贫，推动欠发达地区做好“六保”“六稳”工作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29号），旨在利用社会各界消费力，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本文认为，消费扶贫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寄希望于消费端的“扶”是一种“乞求”式的脱贫。实际上，如果贫困地区能生产出优质产品，就能把这种“乞求”式的“消费扶贫”转化为对优质产品消费的“消费致富”。

从地理分布情况看，1935年“胡焕庸线”的提出虽然粗线条地表明了我国人口密度对比的划分。但实际上，胡焕庸线形成有其重要的自然地理背景，其重要意义是划分了不同地区的生态价值。当今世界，优质的农牧产品主要集中在冷资源富足区也即地理学上的中温带和高原气候带，其气候特点为夏季温暖、冬季寒冷，冬季长达5个月左右。我国主要分布地区包括：东北地区大部、内蒙古高原、新疆北部、青藏高原和川西高原等地，从经济区域看，基本上就是胡焕庸线另一侧的西部欠发达地区。

西部地区冷资源地区生产出来的高品质农牧产品正是高价值的载体，如果西部地区的“优品”能通过消费实现“高价”，那么“消费扶贫”就可以成功转化为“消费致富”。更为重要的是，从国际层面看，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建立在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国际贸易将会受到重挫，正是给我国欠发达地区发挥生态环境优势，打造优质产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西部崛起的时机已经到来。

但是，如何做到“优质优价”“优品高价”则是西部地区高价值转换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两年的消费扶贫过程中，经常出现贫困地区个体农户、民营企业生产的产品品质不优、卖相不好、质量不稳的情况。“统购直销”模式可以有效解决地方优品的品质认证，通过政府背书形成强大的市场信誉，再通过溯源物流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既保证了产品质量，又可以保证真品到达消费者，是实现“消费致富”的重要模式创新。

我们认为，只有率先在广东这类沿海发达地区对接实施“统购直销”模式，由于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才能更好地实现“优品优价”，从而让更多的绿水青山地区实现金山银山的转换。广东省第三产业研究会发挥地处沿海发达地区广东和港澳地区的优势，通过搭建“优服展播”平台，牵手欠发达地区，为地方优品进入广东和港澳、为广东优品走向全国搭好桥、牵上线，助力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广东省第三产业研究会会长、华南理工大学现代服务业研究院研究员、国家发展改革委服务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