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13 日，北京志愿者吴隆安已经在湖北省武汉江夏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岗了。就在家门口，他 80 岁高龄的双亲和亲朋都还不知道他已经回家了。

" 父母年龄大，免得他们操心，我也就是尽一个医生的义务，没告诉他们。" 吴隆安说。

50 岁吴隆安祖籍湖北江夏，现在是北京扦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生活在北京。听说武汉疫情严重，医生十分紧张，曾经当过医生的他寝食难安，决心回江夏区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志愿者，为家乡尽一份力。

2 月 11 日，他开车出北京，准备上高速的时候，告知去武汉的高速已封闭。他急忙回转，查询直达武汉的火车、飞机都已经停运。他当即买了晚上 8：00 北京到郑州的火车票，先南下，到郑州后再中转去武汉。

2 月 12 日，早上 6:45 到郑州，郑州火车站工作人员告诉他：" 武汉封城，火车不停武汉 "。着急中，他吃了几块携带了面包和饼干。疲惫的他只想着快点再快点，离家乡更近一点。无奈之下，他只好买了郑州到岳阳的火车票。8:00 登上郑州到岳阳的火车，继续南下。列车上与乘务员沟通，想在武汉下车，乘务员告诉他：" 武汉封城，列车不能停 "。他失望了。

岳阳距离武汉江夏 330 公里，他联系江夏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陈定勇，陈定勇当即派车前往岳阳接他。车到湖北嘉鱼与湖南的交界处，检测站告知车不能进湖南，车只能调头回江夏。吴隆安又失望了。

中午 12:30，到达岳阳后，失望的吴隆安拦了十几辆的士，都回答：" 武汉封城，去不了武汉 "。他再次失望了。

他又买了一张 G68 岳阳到信阳的火车票。14:37，登上了去信阳的高铁，折返北上。高铁开动后，他找列车长说明情况，好心的列车长得知他心切回家乡当志愿者，立即向上级调度请示。调度同意在武汉站破例为他停车三分钟，只放他一人下车。

下午 3:40，武汉站下车后，接受安全检查、消毒，坐上前来接他的江夏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车，到达该中心。

2 月 13 日早 8:00，记者看到，吴隆安穿着防护服，在门诊筛查发热病人，记者没再打扰他。

中午午饭时，记者采访问他：" 你南下，从北京到河南郑州，再从郑州到湖南岳阳，又折返北上，再回到河南信阳，你是怎么想的。" " 当时想，河南信阳距离武汉江夏稍微近一点，希望更大一点，没想到碰上了好心的列车长 " 吴隆安说。

面对这个 " 大龄 " 志愿者，大家既感动又感激。在人人谈武汉变色的时候，他几经折返回归家乡，用自己的所学贡献自己的力量，问他哪里来的勇气？他只是说，看到家乡这样，不回来总是心里不安！

延伸阅读：离开还是留下？在武汉的外国人士讲述：特殊时期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武汉不会孤单。”这是一位留守武汉的外国医生向《环球时报》记者传递的一句话。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武汉一直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病例数字攀升，整座城市几乎停摆……对于这座千万级人口大城市里的民众而言，这是一场艰难却又必须打胜的战斗。一起奋战的还有生活在那里的外国人士，《环球时报》记者近日听他们讲述了在这个特殊时期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德籍教授：形势严峻，但看到了希望

2月13日，因纳入临床诊断病例，湖北新冠肺炎确诊人数骤增一万多人。这让很多人感到形势依然严峻，德籍教授蒂莫·巴尔茨(中文名狄墨)也不例外。

狄墨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从本周开始，很多之前不得不在家隔离的病人陆续被收治。“从另一个角度看，相比之前被低估和瞒报的病例数，这样的数据更让人安心，也更真实，它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得到确诊和收治，这让更多人看到希望。”

45岁的狄墨是武汉大学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专家，他和家人在武汉已经生活了12年，他在这里求学、工作、结婚生子，武汉俨然已是他的第二故乡。此前，尽管有机会离开，他却选择了留下。

狄墨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刚暴发时，他曾陷入不安和恐惧中，甚至一度患上轻微抑郁症，整夜幻想自己已经感染了病毒。“但我们不能就这样抛弃亲友和同事一走了之。虽然我远在德国的亲人不愿我留下来承担这份风险，但他们也理解我最终的决定。”

狄墨提到，对于武汉突然封城的决定，他是支持和理解的。“封锁一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强劲的举措，这种前所未有的尝试应该得到全世界尊重。很多人议论政府在疫情暴发早期应对不力，批评封城的决定来得太迟，我认为他们说得有一定道理，但当前还不是追责的时候，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致处理危机、解决问题。”狄墨说，“信息时代，各种渠道的资讯传播速度很快，这会倒逼官方更快速地向公众披露真实客观的消息，但有时准确度比速度更重要，我们要多一分耐心。”

狄墨说，他和家人每天通过微信购买生活必需品，当地社区服务和后勤保障很到位。虽然邮递的速度远不如从前，但在当前严峻的情势下仍然有人冒着风险每天为他送来生活保障品，让他和家人着实觉得温暖和感动。

由于并非身处抗疫战争的第一线，狄墨说他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可以分享，但本周社区里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很是意外。“我们社区的一位邻居把自家的大米粮油和新鲜蔬菜摆放在门外，和大家一起分享。在我看来，这一举动非常特别，真实地展现了艰难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美好。”

下周，狄墨的两个孩子就要在“线上”开课了，而他也不得不采用在家工作的模式办公。远程办公仍令这位实验室科研人员感到有些不自在，工作效率受到影响，但看着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回到正轨，狄墨感到欣慰。

狄墨表示，中国政府一向重视在汉外籍人士的安全，特别设置了24小时求助热线。他对武汉人同心协力、共克时艰充满信心：“人们总说武汉人勇武善斗，那就让世人领教一下我们在武汉是如何战斗的。武汉加油，你我同在!”

伊朗小伙：那一刻，我哭了起来

十几天前，29岁的伊朗小伙希那·卡拉米曾面临或许是他一生最艰难的一次抉择：离开武汉，还是留下？

在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许多国家决定帮助在当地的侨民离开，伊朗驻华大使馆也不例外。“大概是25日那天，伊朗使馆的工作人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离开，如果愿意，他们将协调一个航班把在武汉的伊朗公民全部接出去。”卡拉米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说。

“我考虑了很久很久。我那时很害怕，我知道外国人比如美国人、英国人等都在撤离。但我突然想到：我们都走了，那中国人呢，他们又能去哪里呢？他们只能留在这里，和病毒斗争下去。那一刻，我决定留下。”卡拉米说，“两年前我来到武汉，现在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中国人。我在这里独身一人，我的中国同事和朋友就是我全部的家人。所以我要留下来，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

卡拉米在武汉一家咖啡厅工作。疫情暴发后，咖啡厅停止接待顾客，卡拉米和同伴却开始思索，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能为武汉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最终，他们做出一个决定，为繁忙疲惫的一线医护人员制作并赠送免费咖啡，给他们提提神。

于是，每天上午9时到12时、下午3时到6时，戴着口罩和手套的卡拉米不是在店里制作咖啡，就是在去医院送咖啡的路上(右图)。“医护人员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想通过这个举动让他们知道，有人在背后支持他们。”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为避免被传染，我们有时会和医生隔得挺远，也不怎么说话，但他们会向我们示意。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自疫情暴发至今，卡拉米和同伴们已经为武汉医护人员免费送了8000多杯咖啡。除了送咖啡，卡拉米不怎么出门，每周仅去超市采购一次。他表示，生活上什么都不缺，只是每天一个人做饭、吃饭，有些孤独。“现在我已经没最开始那几天那么害怕了，但我有时候看到窗外哪里都没有人，到处空荡荡的，就会有点伤心。”

也有让卡拉米振奋的时刻。“那是一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家窗外对面的楼上突然有人大喊：‘有没有人？’不知道哪里的一个声音回应了他：‘有!’于是第一个人开始喊‘武汉加油!’周围出现许多声音回应他，‘武汉加油’响成一片。”卡拉米说：“那一刻，我感动得哭了起来。”

“我已计划等疫情过去后，要长久地留在武汉生活。因为经历了这一切，我觉得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更爱这座城市了。等到疫情结束，我要和所有武汉人一起庆祝胜利的那一天。”卡拉米说。

法国医生：我留在这里更有用

法国全科医生菲利普·克莱因(左图)在武汉工作生活已有6年多时间，他现在是武汉协和医院国际门诊部的一名医生，也是国际SOS在武汉的负责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在武汉工作生活的外国人提供医疗服务。

虽然妻子和孩子已经搭乘法国的第二架撤侨包机离开了武汉，菲利普却两度放弃撤离机会。他表示这并不是逞一时之勇的“英雄主义”，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我在武汉比在法国更有用。”菲利普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道：“我有我的岗位，我必须坚持我的工作，这才是我目前能发挥的最大作用。”

对菲利普来说，来武汉是他自己的选择，而这里的人用尊重和善意接纳了他。“我与他们、与武汉同呼吸共命运。留在这里是我能继续支持他们的最好方式。”菲利普说，他的家人非常支持他的决定并为他感到骄傲。

菲利普·克莱因在挂着红灯笼的家门口。

为全力应对疫情，菲利普所在的国际门诊部在封城之后关闭，但他每天仍然会去跟他一样坚守在武汉的外国病患家里，为他们看诊、鼓劲。交通不便时，他会骑上自行车前往。

由于妻子和孩子都不在身边，武汉又处于几乎停摆的封城状态，菲利普承认，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有时会感到难过和孤单。但更让他难过的是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困扰的武汉人民。“武汉政府和人民付出了很大努力去建设这座城市，尤其是(去年)举办军运会时。所以，(武汉)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结果”，菲利普说。

对于当下的疫情，菲利普表示，目前来看，大家对新冠病毒仍然所知甚少，形势确实严峻。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所有武汉人民仍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有希望看到拐点。在这样的情况下，隔离仍然是控制病毒蔓延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作为有着多年经验的医生，菲利普认为，越是艰难，越要控制住情绪，尽快找到方法来解除危机。据菲利普讲，他在法国时也曾经历过流感疫情，所以这次的武汉疫情并没有让他感到恐慌，他及其他留在武汉的外国人希望大家保持信心和耐心。

菲利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武汉政府和武汉人民一直在积极地应对疫情，尽最大努力去保障日常生活，同时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这样的努力非常鼓舞人心”。此前，菲利普对媒体说他已经准备好了美酒，等疫情结束，妻子回到武汉，与她一起开酒庆祝。

也门“诗人”：这不是真正的武汉

“你在哭泣，为那些已经逝去的人们。他们如群群鸟儿，向着天际飞腾。就让泪水流淌吧，犹如滂沱大雨。雨后的大地，每个角落很快获得新生。”这不是泰戈尔或雪莱的文字，而是在武汉居住的也门人易卜拉欣最近写下的诗句。

易卜拉欣2014年来到中国，但直到去年才来到武汉。他的妻子在武汉读书，八岁的儿子在当地上小学。面对疫情，易卜拉欣一家显得格外淡定。“我相信只要按照政府和医生指导的去做，不出门，就一定不会有事。”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所以我不想离开武汉，我喜欢这里，我想和你们一起坚守在这里，和病毒作战。”

现代科技方便了易卜拉欣的“蛰居”。他告诉记者，除非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否则十天不出门一次。他可以通过手机App买菜买肉，会有人送到小区。他可以看电视、下象棋，在网上学习、写诗，日子一点不憋闷。唯一有点“麻烦”的是儿子阿布迪。

学校不开学，阿布迪只好每天在网上上课。“我想去学校，因为可以看见老师和同学。我还想出去玩，等疫情一结束，我就要去找同学们一起玩。”阿布迪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但大人们告诉我，现在要先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为让儿子开心，易卜拉欣甚至陪阿布迪在客厅踢起了足球。

易卜拉欣每天都会关注武汉的确诊数字和死亡人数变化，并因此为自己的中国朋友担心。“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我每次向窗外望去，都会非常伤心。这不是真正的武汉，从前的武汉那么热闹，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现在却好像是你们哭泣的眼泪，可我想看到你们中国人笑起来。”

“爱人，我牵挂你的心颤动不已，几乎要因这灾祸的可怖呼出哀声。”易卜拉欣在献给武汉的诗中写道，“当别人已经一个个离别远奔，这便是一个抛却生死安危之人，选择与你共赴此难，情笃意真!”

眼下，易卜拉欣已经开始创作第二首献给武汉的诗。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这首诗中，他相信“黑夜度过，黎明又会来临。整个国度，终将迎来旭日东升”。

延伸阅读：法国医生放弃撤侨留守武汉：这不是英雄主义，是工作

2月10日据媒体报道，在武汉生活六年的法国医生菲利普克莱，疫情发生后两次放弃撤侨，选择留守武汉。每日自驾往返，为十余户留汉外国人问诊。他说，过去六年，武汉人对他温暖善意，他留在武汉既是职责也是友谊，“我留在武汉比回法国更有用武之地”（本文综合光明网、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