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 记者尹明波报道 疫情面前，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危机应对时速至关重要。上海健康医学院双加应急医学救援技术研究院费波、相振华、杨丽君三位专家在日前推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之一：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危机应对时速》研究报告中指出，这次在武汉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是一次典型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应急处置能力的大考。报告称，在这一事件的应对过程中，各地领导干部都为这次大考交出了自己的答卷：有的是主动作为型的，对应急处置的各方面抓得比较圆满，掌握了工作主动；有的是随动跟进型的，各项工作虽不是那么硬核，但总的还过得去；还有的是被动滞后型的，处处慢半拍，越弄越糟糕。

报告提到，前段时间，武汉以及湖北的领导，就是在“应对时速”上出了问题，群众对这种状况、对他们的一些作为诟病不断。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报告认为，从这些经验教训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领导干部来说，最主要的是应对时速要跟上。

报告分析，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最重要的是做好三个环节的工作：一是以防为先，二是以控为核，三是以治为要。但无论是防是控还是治，都要以“及时”为上。传染病的发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必须在管控过程中及时应对，加强病原体、中间宿主、传播途径、人员流动和终端个体的全链条控制和防护，形成富有应变能力的防控体系。所以时速跟上了，工作及时了，才能迅速统筹社会资源，采取各类措施，控制疾病的扩散蔓延。没有及时，整个链条就会断裂，一切都会陷于被动。

报告强调，危机应对做到及时、有“时速”，主要应抓好四个重点环节，即：预判和预警要及时明确，信息公开透明要及时跟上，应急救援措施要及时有力，统筹发展战略的谋划工作要及时到位。本报（网）刊登研究报告全文，以飨读者。

一、预判和预警要及时明确。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的准确把握，是对领导干部观察力、思辨力、决断力的实际考验。当一个事件发生时，需要领导在最短的时间内准确甄别其究竟是普通事件还是危机事件，或者普通事件有没有转化为危机事件的可能。只有这样，才能既不“小题大做”、劳师动众，又不犹豫不决、贻误战机。这就需要实事求是地对公共危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过程的基本矛盾进行多角度的理性思考，找准事件发生的根源，预测事件的发展变化，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进行科学处理，以免因找不到关键点和突破点而造成局面失控。

纵观一些领导干部的危机管控失误，首先是在预判环节上失误的。由于对疫情预判的失误，从一开始就陷于被动，这次的情况也是如此，以至于失去了危机管控的最佳时机。大量事实证明，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判非常重要，它是后续一系列举措的基石。当然，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传染性事件，从一开始就做出正确的预判确有很大难度，但必须要有这方面的忧患意识和高度警觉。因为这种事件不同于其他，它是会蔓延发展的，尤其对不明病因的传染病，更要高度警惕，万万不可麻痹大意。

有人说，武汉市政府在这次疫情中慢了半拍，使得疫情阻击战陷入了战略被动，让一次初期可以控制的疫情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新冠疫情阻止战，演变成了一场悲壮的武汉疫情大战。试想，如果从一开始在预判环节上就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起来，及时对社会做出预警，事情的结局绝不会是这个样子。

二、信息公开透明要及时跟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亿万民众，特别需要信息的公开透明，而且是第一时间的公开透明。因为老百姓对信息的知情权就是生命权。很多公共卫生事件管控出了问题，突出的就在于信息公开上不到位，或者是已经有了很多感染者也没有告诉公众，或者是告诉了但遮遮掩掩、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半遮面，致使老百姓依然处在太平盛世的错觉之中，浑然不知“狼”已经来了。

此次疫情，由于武汉前期信息公开透明度不够，导致大量潜在感染人群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全国流动，进一步加大了疫情扩散的严峻性与防疫的难度。春运期间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这客观上造成了疫情的传播与扩散，使得潜在感染人群流入较多的省市成为疫情较为严峻的地区。

而同样是公共卫生事件，1988年上海的甲肝爆发的信息发布就比较好。虽然后来发病数量大幅增加，但市民警觉性明显提高。因生食毛蚶引起的大规模肝炎爆发，短时间平息下去，没有引起第二次感染，很大程度得益于信息公开和及时。

因此，疫情的信息及时公开透明，包括真实，是非常重要的。领导者在疫情到来时，绝对不能等，一切等靠都要不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先期处置。对上要赶紧报告，争取上面的指导和支援，不要等自己处置不了了才想起来向上级报告。同时对相关地区和部门赶紧通报，对媒体和社会主动发声，速报事实、慎报原因、引导社会舆论。

三、应急救援措施要及时有力。

疫情发生后的救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控，控制传播蔓延；一个是治，对感染者进行有针对性的救治。这其中，控是关键，控得好，感染人数就会大幅下降，不仅能稳定市民情绪，而且为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对传染病突发事件来说，控的主要措施就是尽快确诊，并对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隔离越及时越严格，控制效果越好。像浙江，1月23日响应下达，立即着手两件事：一是24小时排查。逢车必查，逢人必测，逢鄂必登记，码头、客运站、地铁、高铁全面消毒，高速公路收费站24小时防疫检查。二是严格隔离到户。城市，每户一张出入卡；乡下，每人一张通行证，限制出行次数、时长。这个响应，比湖北还早1天。截止2月7日，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死率2.1％。湖北病死率在3.1％，武汉则接近4.9％。但是，浙江未出现1例死亡，连续两天，确诊人数增速下降。

而湖北则比较轻慢。直到1月20日新增病例已达291例，已证实这次是新冠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已有医护人员被感染这些重要结论的情况下，武汉仍然没有及时宣布封城。在此期间，在汉务工的500万人开始返乡过年，部分武汉市民开始出发外出旅行，造成了事实上的疫情从武汉向湖北省和全国传播扩散，此时疫情可以说已经失控。封城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准备不足、没有科学的应急预案，导致大量确诊和疑似患者没有医院收治，不仅无法得到治疗，而是采取“轻症居家隔离”，形成了大量全家交叉感染、大量感染者没有得到有效隔离的状态。后来在中央指导组的推动下，武汉着手将会展中心、体育场馆改造为“方舱医院”。

这些情况说明，疫情发生后，应对措施对不对路，危害极大。因为在这时已是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抢人的时刻，容不得丝毫犹豫和怠慢，更容不得试试不行再重来，而是要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在规律和要求，有的放矢地确定好对策，控制疫情蔓延。同时，在此基础上努力提高治愈率，这样才能有效稳定局势。

四、统筹发展战略的谋划工作要及时到位。

抗击疫情是一场阻击战，领导干部的职责不仅是打赢阻击战，而且要打好系统战，即贯彻好新发展观，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不能顾此失彼。这方面的工作同样不能慢半拍，同样要在恰当的时机推出恰当的举措，使二者相得益彰，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

不得不承认，疫情发生后各地出台的各种土政策，虽然也有助于防控疫情，但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很多地方生产生活的混乱。如果是疫情高风险地区，各种严防死守，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对人民生命的高度负责。但有的地方风险很低甚至没有确诊病例，反而层层加码，上纲上线，实施近乎死板的封闭化管理措施，出现了忽视经济社会发展、漠视群众正常生活等“防控过度”现象和苗头。

关键时刻，中央出台了一份很不寻常的指导意见，即《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深入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的总方针，依据人口、发病情况综合研判，科学划分疫情风险等级，明确分级分类的防控策略。低风险地区，要实施“外防输入”策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风险地区，要实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策略，尽快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高风险地区，要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严格管控”策略，根据疫情态势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继续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而北京市则要继续做好防控工作，确保首都安全。

这已经讲得很明确了。有头脑的领导干部就应该审时度势，科学调度。在江浙沪等沿海开放地区，为了让更多外来工尽快回来，一些城市不惜拿出资金，补贴企业开大巴去外地接员工，还对坐火车归来的员工报销车票……为什么？因为疫情肯定会过去，接下来就是全力拼经济。但复工的前提要有工人，那就必然会上演抢人大战。谁抢到人多，谁恢复生产就快，谁创造财富就更多，反过来，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接下来，民生凋敝，财政告急，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由此看来，统筹发展战略的工作也是需要未雨绸缪、及时到位的。领导干部在疫情面前，一定要提升应对时速，真正做到及时到位，掌握主动。强化领导干部的危机应对时速，关键是要强化防疫就是打仗的战争意识，进而进入战时状态。战争中，战场上，取胜的机会稍纵即逝，战争中的决策需要刚毅果决，杀伐决断丝毫不能拖泥带水和瞻前顾后，否则就是贻误战机，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抗击疫情就是一场真实的战争，没有硝烟，却更加惨烈，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的威胁更大。要树立“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时机，时间就是胜利”的意识，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第一时间慰问受害对象，第一时间表达信心和决心，稳定公众情绪，赢得公众理解，实行广泛的人民战争，凝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

三位专家在报告最后表示，提高领导干部的战争意识和危机应对时速，从根本上说是要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福祉的初心。在突发事件迫在眉睫和正在发生的时候，那种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精神，则更需要很好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