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命：我只是机械地应着，直到对方说了句“兄弟，保重啊！”

大概是年前一周，医院就加强了对来院患者体温的监测，要求医务人员在院内必须戴口罩。但真正开始觉得事态严重，还是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晚上，工作群传达了通知：“为保证有充足的医护力量投入到疫情防治工作，医院立即启动组建疫情防治的第二、第三梯队。请全体党员带头，志愿报名支援临床一线。”我作为支部的组织委员第一时间报了名。

2月6号下午2:21，主任在工作群转发了一个关于组建援鄂医疗队后备人员的紧急通知：“我院援鄂医疗队目前正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重症病房开展紧张有序的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工作。目前医护人员缺口巨大，急需各科室组织符合条件的医师报名，经系统培训后随时驰援武汉或补充我院ICU、MICU病区工作。请统计近5年内轮转过ICU医师的名单，3点前反馈。”我是我们科符合条件的大夫中唯一的党员，虽然不确定是否会被派往武汉，但在报名后，还是立刻起身去了一趟医院整理个人物品。下午6点就接到医务处的电话：“请问是俞楠泽大夫吗？您报了援鄂医疗队志愿者，现在正式通知您明天出发驰援武汉，早上7:30到医院，10点出发去机场。请今晚准备好个人物品，医院会准备生活用品和防护用品各一箱……”我只是机械地应着，直到对方说了句“兄弟，保重啊！”就挂了电话，我才反应过来：我？明天？武汉！

没有时间犹豫和踌躇，匆匆在网上超市订购了一次性内衣裤、成人纸尿裤和饼干等。爱人亲手用推子把我的头发推到最短，母亲做了一桌我喜欢的饭菜，父亲搬了一条小木凳坐在客厅的角落，默默地看着我们打包……家人们用行动支持着我的武汉之行，“平安回家”是他们最真切的期盼。

出征：所有人的弦一下子就崩紧了，这是真正的前线啊！

2月7日，我7:20就到了医院，主任、副主任和护士长也已经到了，特意前来送行，鼓励我说：“去吧，多年以后当你和后辈们谈论起这场举世瞩目的疫情时，可以自豪地说，作为一个医生，我在前线参与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托运行李，领取衣物，防护服穿脱培训和出征仪式……时间非常紧凑，我来不及再仔细看一眼医院，在外科楼前拍了大合影后就匆匆登上了去往机场的大巴。北京刚下过雪，路上没多少车子，窗外一片白茫茫。

北京协和医院第二批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出征前合影。

这张机场门口的送行照，弥足珍贵。王晓军主任和龙笑副主任代表全科，一直陪伴我们进安检。

下午3点，飞机顺利落地武汉。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我没有见到其他车，路边的居民楼里也没有活动的人影，这时候，紧张的感觉才开始真实地袭来——我已经在武汉了。

匆匆办理入住后，晚上还有培训。我们接到的通知是第二天开始上班，但第一批护士当晚21点就直接上岗了，有些人甚至连房卡都还没拿到，就赶坐8点的班车去医院上班。所有人的弦一下子就崩紧了，这是真正的前线啊！

开战：眼瞅着病人跟风吹过的草一样倒下，真是身心双重折磨。

我们病房设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C楼9层西区，共有32张床，分为ABCD四个组，我在B组。这时，整个医疗队架构就很明显了。团队由张抒扬书记和韩丁副院长指挥，感染内科、ICU、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位教授联合带队，组长由经验丰富的副教授和高年资主治医师担任，组员由主治医师、住院总医师和临床医学博士后组成。四十几名医生，清一色的临床医学博士。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来说，这真是协和“最硬的鳞”了。

新兵到岗，不仅要学会如何防护，也要第一时间熟悉同济医院的HIS系统。

因为在污染区需要戴N95+普通外科两层口罩，之前有大夫因为缺氧晕倒了，所以在我们正式进入病房前，第一批队员反复强调：千万不要做任何能让自己心率加快的事情！但第一次进病房的经历，绝对终身难忘。我们在清洁区互相检查防护服、隔离衣、手套、鞋套、护目镜和面屏的穿戴，生怕一丝可能的暴露风险。队员们义无反顾地走过一条狭长的走廊，推开一扇、两扇、三扇门进入缓冲区，穿过这一本来是两个病房之间阳光厅的区域，再推开一扇、两扇、三扇、四扇、五扇门进入污染区病房。每推开一扇门，紧张就增加了一分，实战的防护远高于练习时的要求，精神压力也相对增加了。病房内的场景和平时的ICU类似，每一张床上都躺着插管通气的危重症患者，身边医护还是同样的忙碌，我也迅速加入他们，跟着组长开始查房。但没多久，各种不适感开始涌现：首先是眼睛，只是简单喷了防雾剂的眼镜和护目镜都严重起雾，只能用一只眼睛透过一条水流过的缝隙看东西，很快就觉得眼睛涨得生疼；其次是双手，我按平时的经验选择了7号手套，但三层外科手套很快就把十个手指都勒得又疼又麻，手里握着笔却连简单的字都无法书写；最难受的是缺氧，两眼发黑，头晕恶心，浑身虚汗，在密闭的隔离衣内可以清楚地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

工作中的困难比个人遇到的困难更大一些。最初的一批患者病程都很长，年龄相对较大，呼吸、循环衰竭，预后很不好。眼瞅着病人跟风吹过的草一样倒下，能做的却相对有限，这对于医护人员来说，真是身心双重折磨。在工作中，我尽量要求自己不要带入过多的情绪，但置身于漩涡中心，这又谈何容易。比如，有一位64岁的老爷子，入院时是高流量吸氧的状态，但氧合很难维持，于是转来我们ICU病房进一步治疗。在操作时，为了让他放轻松，我跟他聊了几句家常。得知他是银行的退休职工，年前把自己90多岁的老父母从农村接到武汉来过年，没多久，多个家庭成员都出现了感染症状。他的情况最为严重，但还是放心不下同样患病的母亲，很后悔把他们接来武汉。说着说着，一行眼泪从他深邃的眼眶流出。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安慰他：“不要想太多，首要任务是自己的康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并和他击拳鼓励，他微笑地点点头。然而，他的病情进展很快，没多久，就需要插管机械通气了，虽然整个医护团队都竭尽全力，但他最终还是没能再睁开眼睛。那天刚好还是我值班，教授带着我们抢救了大半个小时，仍回天无力，大家的心情几乎都到了最低点。在填五联单时，需要写身份证号码，猛然发现插管当天竟然是他的生日！瞬间有一种大坝溃堤的感受！回想起插管时的他非常平静，或许是一种害怕的情绪？那时的他知道自己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吗？他有跟这个世界好好地告个别吗……泪水刹时模糊了双眼，我没有刻意忍住，护目镜花就花了吧，反正很快就下班了。

这些最终去世的危重病人，从他们走进医院的那一刻起，陪伴他们的只有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医务人员。家属只能来电询问病情，最终接到的是一个告知死亡的电话，以及一个人和所有随身物品都要一同送往殡仪馆，再也无法相见的事实……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啊！每当组内有患者医治无效离世时，我会默默在心里道别。我们送走的，也有牺牲在前线的医务工作者，我下夜班前特意去病房默哀了一分钟，默念：“您辛苦了！”

和青海医疗队一起转运重症患者。

总攻：脱机拔管，已经是病房内一个普通操作了！

与很多医疗队主要由ICU和内科医护人员组成的情况不同，北京协和医院派出的医疗队由多个科室的成员组成。这一多学科团队的优点在工作中很快开始显现：ICU、MICU、感染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和此次疫情息息相关；患者常见心脏突发事件，我们有心内科团队；患者合并急性肾衰，我们有肾内科和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RRT）团队；患者需要解决消化系统症状，我们有消化内科团队；患者需要插管通气，我们有麻醉科团队；患者有凝血功能障碍，我们有血液内科医生；患者出现气胸，我们有胸外科医生……甚至是医务人员出现肌肉劳损、皮肤压伤、手背湿疹，我们都有专业的医务人员在前线。病房医疗设备也是日臻完善，不仅每个病床都配备了呼吸机，而且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RRT）、体外膜肺氧合（ECMO）、有创动脉血压(IBP)监测、床旁胸片、床旁超声也是一应俱全，再加上武汉同济医院的平台，前线的配置已达到了很高的标准。

每天早上，医疗队均会在办公室进行一个半小时的交班和讨论，分析每一例患者的病情变化和治疗方案。之后由5名不同专业的教授联合查房，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多。临床的要求也是事无巨细，从呼吸机的参数变化、每日出入量平衡、血管活性药物使用，到能量摄入、情绪状态，甚至是肛温和腋温的差异都会拿来分析讨论。“细节决定成败！”当医护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严谨入微时，病人的状况一定会出现很大的改观。脱机拔管，已经是病房内一个普通操作了！2月28日，甚至同时有2名患者转至普通病房！

这其中就有一位56岁的阿姨，重症新冠肺炎合并严重血行感染，进行性加重，在外院气管插管呼吸机机械通气的情况下转入我们病房。庆幸的是，医疗队在首次查房后就确定了明确的治疗方案。一天、两天、三天……患者的呼吸支持条件逐渐降低，感染症状逐步好转。终于在第5天顺利拔管，改为高流量吸氧支持！但此刻仍不可有丝毫大意，因为患者十分脆弱，时刻都有再次恶化的风险。于是，在常规治疗的同时，我们在拔管24小时后鼓励患者给家人打电话。虽然她的声音还是沙哑，发音不甚清晰，但家人的鼓励给了她更强的信心。我们的治疗方案也推进得更为顺畅，两天后她就只需要鼻导管吸氧，病情平稳，达到转入普通病房治疗的标准了！下班离开医院那一刻，武汉绵绵的春雨都不再显得那么湿冷，真想摘下口罩振臂高吼一声！

左图：情人节的夜班，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和爱人互报平安；右图：对重症感染合并气胸患者进行操作。

重症患者脱离危险

期盼：樱花树下，护甲尽解，痛饮一场，大笑回京！

很多朋友都问我，在武汉累不累，何时才能回京。我想告诉大家，通过三周真正的战斗，我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前线的节奏，病房内的小跑都已不在话下！当然，长时间高强度工作，身心难免有所疲劳，医疗队也适时更新了排班，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休息调整。医疗物资能保证每一位医护人员的安全防护，生活物资更是让我提前体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景象。

至于何时能够班师回朝？樱花树下，护甲尽解，痛饮一场，大笑回京！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武汉坚持到战疫最终胜利的一天！后官湖畔的柳树已经发芽了，武大的樱花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