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好运气与坏运气

2003年的那场“人非大战”只持续了半年左右便以人类完胜而告终，“非典”（SARS）病毒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只剩下几家病毒实验室还保存着少许样本。

但是，这次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3个多月，情况却不容乐观。截止到发稿时为止，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做的统计，新冠肺炎的全球确诊总人数已经超过了30万，分布范围遍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导致其中的1.3万人死亡。这3个衡量传染病危害程度的关键数字均已超过了当年的“非典”，而且还在继续攀升中。

为什么17年前的人类赢得如此彻底呢？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比现在强吗？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我们应对新冠病毒的方式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无论是科学家们的反应速度还是政府和民间的动员能力都要明显好于2003年，相信大多数亲身经历过两次疫情的人都会认可这个观点。

那么，难道是因为“非典”病毒的战斗力太弱了吗？答案正相反。事实上，“非典”病毒的毒性非常强，绝大多数感染者很快就会出现体温升高、肌肉酸疼和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其中约有10%的感染者病情会逐渐加重，直至死亡。

相比之下，新冠病毒的毒性则要弱得多。从目前的情况看，约有五分之四的感染者症状轻微，甚至出现了不少没有任何症状的感染者。已经有科学家根据“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发生的情况做了外推研究，认为如果把所有感染者（核酸阳性）都算成病人的话，那么这个病的真实病死率约为0.5%，其中绝大多数死者都是身体状况本来就不佳的中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非典”病毒反而显得那么“不禁揍”呢？答案是它的运气太差了。如果早生100年的话，这个病毒一定会比现在厉害得多。可惜2003年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传染病的科学知识，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这个病毒的很多先天特征决定了它只善于和原始人展开肉搏战，却不太可能逃得过现代防疫机制的围追堵截。

首先，“非典”病毒虽然十分霸道，但这一特点反而为防疫部门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筛查指标，只要在各个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点，筛查那些发热的病人，将其集中隔离，就能高效地阻止病毒的传播。

其次，当年虽然也有少量“非典”病毒的感染者症状轻微，但他们大都不具备传染性，即使偶有漏网也不至于酿成大祸。

第三，“非典”病毒感染者的潜伏期似乎也都不长，感染之后很快就会表现出明显症状，这就大大减轻了疑似患者的隔离压力。

“非典”病毒的不幸就是人类的万幸。因为上述这3个原因，2003年时的人类幸运地逃过一劫，只付出了少许代价就赢得了胜利。

但是，“非典”病毒的这3个特点在新冠病毒身上都不具备。来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和香港大学等数家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联合在2020年3月16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通过对375个中国城市所做的调查统计，发现在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之前，有86%的病毒感染者因为症状太轻而未被发现。这些人传播病毒的能力虽然比已经表现出症状的感染者低一半左右，但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后续的传播扩散病例当中有79%都是由这些人造成的。

换句话说，如果防疫部门不采取措施的话，每7名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当中只有1人会因为症状明显而被检测出来，剩下的6人都不会认为自己已然中招，从而成为行走的传染源。

“封城”政策的实施，以及核酸测试的普及，迅速降低了新冠病毒的传染效率。这篇论文还研究了1月24日至2月8日的中国数据，发现因为症状轻而未被检出的感染者比例从之前的86%降到了35%。不过，这个数字意味着“封城”之后仍然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轻症患者逃过了检查。

这个结果表明，虽然“新冠”的致死率没那么高，但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数量庞大，潜伏期长，潜伏期内仍然具备很强的传染性，所有这些特点都正好抓住了现代防疫体系的软肋，似乎新冠病毒是专门为打败现代人而生的。

于是，坏运气便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即使中国政府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封城”政策，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延缓了病毒向外传播的速度，但它还是出现在地球上除了南极洲之外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宣之前，其实新冠病毒早已遍及全世界，不太可能像当年的“非典”病毒那样容易就范了。

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将新冠疫情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病”

此时的我们也许应该考虑为新冠病毒换一个模板，那就是一个世纪前暴发的西班牙流感。那次流感让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中招，导致其中约5000万人死亡，真实病死率约为2%～3%，可以说极其惨烈。虽然当年的统计方法误差太大，数据的可靠性存疑，再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远不如现在，同样的病毒如果出现在今天，病死率肯定不会如此之高。

但是，有一个相对可靠的数据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那就是疫情的持续时间。西班牙流感暴发于1918年初，第一波疫情并不严重，而且在当年的夏天来临前就结束了。可还没等大家庆祝胜利，1918年秋天北半球又暴发了第二波疫情，而且要比第一波严重得多，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波疫情中的轻症患者大都在家养病，只有重病人才会去医院，结果反而导致毒性更高的毒株在医院那样一个密闭空间里发生了交叉感染，随后又在普通人群当中扩散开来。所幸第二波疫情也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到1919年夏天便结束了。但这个病仍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继续在人群之间隐蔽地传播，又导致了几次小规模暴发，直到1920年底才算正式结束。

如果新冠疫情真的像当年的西班牙流感一样，我们就必须换一种思路去看待它了。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境内不再有新增病例，绝大多数患者也已治愈出院，但在国外却依然流行，而且预计还会持续很久，那时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是否还像现在这样举国上下严防死守，并要求所有境外旅客一下飞机就立即隔离14天？或者干脆关闭边境？

另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就是：假如这个病毒无论怎么防都很难防得住，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治疗上是不是就足够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和运气有关。虽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都不太可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但这只是因为人类运气好而已，稍微差那么一点点，结果很可能就会大不相同。

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发期间，一名护士在医院的流感病房里护理病人

传染病的围堵与减损

目前已知的大部分传染病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传染性和致死性成反比。越是毒性强的病原体，传染性往往就越低，反之亦然。问题在于，这个特点不是绝对的，历史上出现过好多次反例，每一次都让人刻骨铭心。

最著名的一次例外大概要算是暴发于14世纪的黑死病，那个病杀死了大约10%的地球人，原因就是鼠疫杆菌无论是传播力还是毒性均非常强。要不是后来发生在印度的一场大地震使得大量亚洲褐家鼠逃到了欧洲，并迅速取代了传染性更高的欧洲黑家鼠，这个病肯定还会杀死更多的人。

也许有人会说，当时的人类不懂科学，不知道这个病的病原体来自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这才会让鼠疫流行起来。今天的我们早已明白了这一点，只要把老鼠控制住，鼠疫便不再是问题了，这说明现代科学足以战胜坏运气。

这个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却无法解释前文提到过的西班牙流感。那次流感杀死了大约5%的地球人，说明流感病毒的传染性和致死率同样可以双高。现代医学虽然能够把流感的死亡率降低一些，但仍然无法阻止这种依靠飞沫传播的流感病毒在人群当中扩散开来。

另一个案例就是肺结核。结核杆菌在古代社会的传播力曾经非常之强，随着人们防卫意识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如今结核杆菌的传染能力已经降到了和流感差不多的水平，但致死率却仍然比流感高出很多，每年还会有超过100万人死于这个病，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

以上这3个例子足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医学虽然进步很快，但仍然不敢打包票说自己有能力对付一切传染病，这就是为什么当一种新的传染病出现时，防疫部门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围堵”（Containment），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新病原体究竟是更像西班牙流感还是更像普通感冒。

顾名思义，“围堵”就是对病原体围追堵截，尽一切可能防止其扩散，终极目标是将其彻底杀死。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找出每一位病人，一个都不能漏掉，然后追踪这些病人在感染期间的全部活动轨迹，将所有有可能接触到这些病人的人立即隔离起来。这次新冠疫情暴发后，新加坡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只是因为表面上相对比较宽松，居然被误称为“佛系”，实在是大错特错。

1920年西班牙流感传播到日本，日本女学生戴着口罩以防流感暴发

“围堵”政策从理论上讲似乎天衣无缝，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个模式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满足以下3个条件：第一，防疫措施刚开始时病人的数量不能太多，否则工作量会大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防疫部门能够应付得了的程度；第二，这个病的传染性不能太强，否则需要隔离的人太多，防疫部门同样会不堪重负；第三，这个病的潜伏期不能太长，潜伏期间最好不具备传染性，否则也会让防疫部门应接不暇。

新加坡的做法之所以能成功，除了运气好之外，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国土面积小，人口也少，加之防疫部门反应迅速，在疫情早期就立即开始全力“围堵”，工作量虽大，但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欧美国家一开始也是这个思路，但无奈这个病毒的传染能力太强了，很多没有症状的感染者依然具备很强的传染性，对于任何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围堵”的工作量都太大了，所以很快就失败了。

类似情况并不罕见，2009年暴发的猪流感就是很好的例子。那次流感的罪魁祸首是一种来自家猪的H1N1流感病毒，首次人传人应该发生在当年的3月9日，地点是墨西哥中部的一个以养猪为主业的农庄。但因为墨西哥防疫部门的警惕性不够高，病毒顺利地跨越边境，传到了美国。美国疾控部门在4月底第一次检测到了病毒，发现它和当年的西班牙流感病毒极为相似，于是整个北美地区迅速开启了“围堵”模式，世卫组织也立即将其定性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此后的发展和本次新冠疫情很相似，比如墨西哥也曾实行过类似中国的“封城”政策，甚至关闭了边境。可惜这个流感病毒的传播力太强，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病例数直线上升。眼看堵不住了，世卫组织不得不放弃了每日统计并追踪新确诊病例的行为，于当年6月底宣布此次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Pandemic）。

通常情况下，一旦宣布某个传染病为“全球大流行病”，便意味着“围堵”失败了，防疫策略自动转入下一个阶段，即“减损”（Mitigation）。顾名思义，这一阶段防疫工作的目标不再是追求对病原体斩尽杀绝，而是通过各种办法减少这个病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当年世卫组织之所以敢这么做，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在于H1N1流感病毒不是一个陌生的病毒，科学家们对它的传播方式和致病机理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药柜里也早就准备好了几种具备一定疗效的抗病毒药物，所以世卫组织知道这个病即使放开了也不会失控，或者说即使失控了，损失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新冠是一种全新的病毒，我们对它的了解很不充分，不知道放虎归山会有怎样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世卫组织迟迟不肯宣布新冠为“全球大流行病”的原因之一。好在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知道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极强，“围堵”的难度极大，但致死率却不算太高，尤其对于身体健康的中青年来说更是如此，世卫组织这才终于下定决心将新冠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升级为“全球大流行病”。

此次升级之所以拖了那么久，还有另一个隐含的原因。2009年世卫组织宣布猪流感为“全球大流行病”之后，在全世界引发了强烈的恐慌情绪，结果这个病远不如预估的那么可怕，真实病死率还不到0.1%，比一般季节性流感还要低。于是各国政府纷纷指责世卫组织小题大做，白白浪费了很多钱。世卫组织的活动经费来自各国政府的捐款，他们不可能对这些指责置之不理。

写到这里必须指出，一般季节性流感的杀伤力也是很大的，感染人数通常占到全世界人口总数的10%左右，死亡人数通常都在30万～50万。2009猪流感的最终统计结果显示，这个“全球大流行病”的感染率大致在11%～21%，死亡人数在28.45万～57.9万，这两个数字都和普通季节性流感差不多，几乎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差别。

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2019～2020流感季也是近年来比较强的一次季节性流感大暴发，迄今为止全球已有11%的人口中招，死亡人数大致在45万～120万，甚至比2009猪流感还要严重。

插图所绘是14世纪黑死病流行期间，在伦敦挖掘的用于掩埋尸体的巨大坑洞

既然如此，为什么季节性流感没有新冠这样的“待遇”呢？答案就在于传染病的防控绝不仅仅是消灭一种病原体那么简单，背后还会受到文化传统、社会舆论、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性差异等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

比如，季节性流感的感染性虽然很强，但它的致死性却不高，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医疗挤兑，所以世界各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减损”的策略，不会每天公布确诊病例数，更不会因为流感而封城罢市，而是把重点放到了治疗重症患者上面，尽量减少生命损失。

再比如，艾滋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致死率非常高，既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虽然我们早就了解了艾滋病毒的传播方式，知道只要杜绝滥交和不洁静脉注射就能避免传染，但直到今天这个病还在人群当中持续扩散，每年仍然会导致70多万人死亡。即使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强制给每个人做HIV检测，然后将病毒检测呈阳性者隔离起来，虽然这么做肯定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很多传染病仅靠“围堵”是不行的，因为人性和国情实在是太复杂了。这就是为什么世卫组织虽然名义上是全世界卫生防疫的总指挥，但它没有权力对各个国家发号施令，而是鼓励各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最适合自己的防疫策略。

就拿新冠来说，当初世卫组织建议各国实施“围堵”政策时，一些国家要么因为公共卫生管理能力不足，对“围堵”的效果没有信心，要么因为制度约束，不愿承担经济剧烈下滑的风险，甚至有可能是因为政府官员担心民众抗议，负不起这个责任。无论哪一种原因，都足以让这些国家不愿采取像中国这样严厉的“围堵”措施，而是把重点放到了“减损”上来。有些国家甚至连轻症的病毒检测都不愿做，只负责收治病情严重的患者，导致这些国家的真实感染人数比公布出来的数字大了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专家认为新冠的真实病死率比现在统计的要低一些的原因所在。

需要提醒各位读者的是，“减损”绝不等于什么都不做，而是根据新冠的特点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防疫措施。从目前得到的数据来看，新冠患者的死亡率和年龄正相关，约有80%的感染者症状很轻，痊愈后体内便会产生抗体，大概率不会再被同一种病毒感染。于是，只要通过减少人员流动（尤其是老年人）和增加人与人间距（Social Distancing）等方式减缓病毒的传播速度，把感染曲线拉平（Flattening the Curve），防止重症患者集中出现而导致的医疗挤兑，就可以大幅降低死亡率，静待特效药或者疫苗的出现。即使近期内等不来疫苗和特效药，等到感染人数到达一定比例后，也有可能通过群体免疫来达到保护老弱病残的目的，这就是一些西方国家看似“佛系”的防疫政策背后的想法所在。但是这样的理念也遭到不少质疑。

有意思的是，既然世卫组织已经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大流行病”，为什么最后还要加上一句“也许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防可控的全球大流行病”呢？答案和中国有很大关系。当武汉宣布“封城”时，大家一开始的反应都是将信将疑，各国科学家纷纷表态说，这将是史无前例的一次防疫试验，没人知道结果将会如何。随后发生的事情把他们惊呆了，他们无法想象一个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大省说封就封了。他们更无法想象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可以做到每个人的行踪都被严格管理，每一个疑似患者都被隔离两个星期而没有怨言。当年在墨西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今天在中国做到了。

中国的成功给了世卫组织极大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放弃“围堵”策略，依然相信新冠病毒是有可能被防住的。中国的成功也给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增加了信心，尤其是当意大利的疫情急转直下之后，这些国家纷纷修改防疫政策，逐渐注重中国的方法。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传染病，防疫政策肯定会随着我们对病毒了解的逐渐深入而做出改变，这就是科研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们之所以要鼓励各国进行自己的防疫试验的原因所在。

不过，因为国情差别太大，中国经验是很难被全盘复制的，所以各个国家的防疫政策都带有很强的自身烙印，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未来的疫情将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呢？让我们跳出人类视角，从整个生物圈的角度重新审视一下人与传染病之间的关系。

生物圈的民主与霸主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教授巴里·布鲁姆（Barry Bloom）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关于新冠疫情的研讨会上指出，流行性传染病的一大特点就是疫情起伏不定，虽然有时病原体会死灰复燃，但多数情况下它们会彻底消失。

西班牙流感和“非典”就是彻底消失的经典案例。这两种病毒的遗传物质都是RNA，优点是突变率高，容易逃过免疫系统的攻击，缺点是稳定性差，不可能在人体内长久存活，必须持续地人传人才能延续下去。可是，西班牙流感病毒和“非典”病毒都太过强势，和宿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被消灭了。

但是，有一些RNA病毒是可以持续地人传人的，比如普通感冒病毒就是如此。事实上，大约10%～20%的人类普通感冒都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我们的免疫系统适应了这些冠状病毒的存在，不会对它们发起猛烈的攻击。但是，当年这些冠状病毒首次入侵人体的时候绝不会像现在这般善良，而是更像“非典”和“新冠”。想象一个没有急诊室和重症病房的人类社会遭遇新冠病毒时的情景吧，那才是古代社会的常态。

我们甚至可以说，那才是生物圈的常态。

自从40亿年前地球上首次出现生命以来，生物圈一直保持了一种“民主”的状态，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够独霸天下，大家都安心地待在属于自己的生态位上，相互依靠，共同进化。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生物圈没有竞争和杀戮，但这种竞争对于双方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一种捕食者的目标是吃光所有的猎物，也没有任何一个宿主有能力杀死一切寄生虫。

人类出现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各种机缘巧合，人类获得了快速进化的超能力，终于谋反成功，当上了生物圈的独裁者。自那之后，人类成功地驯化了多种动植物，让它们成为专为人类服务的奴隶。此举甚至改变了生物进化的规律，此前地球生命相互选择，共同进化，现在则是人工选择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的物种生存和繁殖的效率主要取决于是否与人类兼容，比如各种农作物、家禽家畜、宠物、杂草和老鼠等等就是因为人类的存在而兴旺起来的。

微生物同样如此，凡是有能力入侵人体的病菌和病毒同样会比其他种类更具优势，因为人类的数量和体积都远超其他哺乳动物。但是，古时候的人类主要生活在偏远的乡村，人口密度低，传染病在感染完所有可能的宿主之后便销声匿迹了，很难对人类整体构成威胁。随着工业化导致的人口数量激增，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了大城市，居住密度成倍增加，这就为传染病的持续传播提供了良机。再加上人类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不断侵占原本只属于大自然的原始热带雨林和沼泽地，生活在那里的微生物终于得以和人类发生亲密接触，这才导致了人畜共患病的大暴发。

一位名叫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的英国医生在1789年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偏离自然原先设定的状态，这才成了各种疾病的来源。”有趣的是，正是这位詹纳医生用自己发明的牛痘疫苗，帮助人类进一步偏离了大自然设定的状态。

按照原先的设定，当一种病原体初次入侵人体时，必然会和免疫系统来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结果往往互有胜负。如果人类侥幸获胜的话，免疫系统就会记住病原体的样子，一旦再次遇到同样的敌人，便会出动大军围剿，胜率大大提高。

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免疫力”这个概念，指的主要就是免疫系统出动大军围剿病原体的能力。这个能力和每个人的基本营养状况有关，也和每个人的遗传因素有点关系。但是斯坦福大学免疫学教授马克·戴维斯（Mark Davis）通过对一群双胞胎所做的对照研究，发现绝大部分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的免疫力有75%都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只有25%和遗传因素有关。而这个后天因素，指的就是每个人此前遭遇过的病原体的种类和数量。

简单来说，一个人在幼年和青少年时期遇到过的病原体种类越多，成年后他的抵抗力往往就越强，因此也就越有可能留下后代。反之，那些因为各种原因在传染病攻击时败下阵来的青少年自然也就不会留下后代，他们的基因便被淘汰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必须感谢那些病原体，因为人类的基因就是在和病原体日复一日的较量过程中逐步变强的。

像这样平等的相互竞争和互相选择，才是自然生物圈的常态。

当人类演变成霸主之后，生物圈内的大部分动植物很快就都臣服了，只有微生物不服管教，因为它们个头太小了，早期人类没有能力去了解它们，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们，这就是为什么直到100多年前人类还只能用“隔离”这个起源于中世纪的办法来对付传染病。可惜无数历史案例证明，隔离只能暂时延缓病原体的传播速度，很难彻底消灭它们，所以人类和病原体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依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平等关系，人类的基因也一直在持续地进化着。

但当疫苗和抗生素这两样新式武器被发明出来之后，胜负的天平便开始向人类的方向倾斜。再加上DNA的发现所带来的遗传学革命，以及现代医学水平的不断进步，人类终于相信自己有能力成为微生物的主人。1967年，美国公共卫生署长（US Surgeon General）曾经向美国国会表示：“是时候宣布传染病就此成为历史了。”

可惜人类高兴得太早了。病菌们很快进化出了抗药性，逼得人类必须不断升级武器库，新的一轮军备竞赛就此拉开了序幕，至今看不到尽头。疫苗看似是对付病毒的最佳武器，但一来这同样需要面对病毒变异的问题，二来疫苗是给健康人用的，对于安全性和产能的要求远比抗生素高得多，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疫苗在对付新型传染病时的反应速度。就拿这次新冠疫情来说，目前已经有好几种特效药进入了临床试验，有些药甚至已经开始用在危重病人身上了，但疫苗的研发至今进展缓慢，最乐观的估计也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才能上市。

虽然存在上述种种困难，但人类似乎仍然沉浸在20世纪中期的那种乐观心态中无法自拔，依然相信科学能够包治百病，对传染病失去了应有的耐心。比如，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原因就是现在的病人越来越心急了，一旦有个头疼脑热便立即去医院要求开抗生素，希望自己第二天就能痊愈，因为还有一大堆工作等着他去做呢。

病毒性疾病也是如此。虽然人类目前尚未找到对付病毒性传染病的可靠方法，但很多人仍然渴望迅速打败敌人，甚至不惜尝试各种偏方，不管它们到底是否有效。

与此对应的，是现代人对“干净”的盲目崇拜。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儿童，从小便生活在一个“卫生”的环境里，很难接触到多种多样的病原体。其结果就是长大后免疫系统出现了各种问题，要么免疫力低下，连普通感冒都应付不了，要么免疫系统过度亢奋，不分敌我地盲目攻击，最终导致自免疫疾病。

归根结底，核心问题就在于人类普遍相信自己是生物圈的霸主，凡事都以自己的需求为准，不愿给其他生物留条活路。可惜大自然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而人类自身的力量却又远比我们自认为的要虚弱得多，总有一天生物圈的“臣民”们会起来反抗的，类似戏码已经在人类社会上演过很多次了。

总之，这次新冠疫情的暴发绝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再不改变自己的行为，学会和其他物种的相处之道，未来很有可能还会遇到更加厉害的传染病。

大自然是最公平的，运气没有理由永远站在我们这一边。

结语

目前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7种冠状病毒能够感染人体，OC43、HKU1、NL63和229E这4种冠状病毒能够长时间在人群当中传播，但毒性较为温和，最多只能导致普通流感。SARS和MERS这两种冠状病毒的毒性很强，但前者已经灭绝，后者目前主要生存在中东的骆驼体内，只偶尔传染给人类，人传人的能力非常低。

导致此次新冠疫情的COVID-19是科学家发现的第7种冠状病毒，虽然其基因序列更像SARS，但几个关键突变决定了它的某些行为可能更像另外那4种普通感冒病毒，我们必须做好与之长期共存的准备。

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答案将取决于目前人类当中已经有多少人被感染过了。科学家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制一种简易高效的抗体检测试剂盒，准备在普通民众当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抗体检测。如果一个人曾经感染了病毒而不自知，那么很大可能他体内的病毒已经彻底被消灭了，核酸检测将出现阴性结果，只有抗体检测才能发现真相。

在大规模抗体检测结果出来之前，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未来“新冠”真的变成了一种季节性传染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继续“围堵”还是改为“减损”？这绝不仅仅是个科学问题，政治和经济等因素同样不可忽视，需要各界人士群策群力，一起来出主意。

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都必须考虑人的因素。（参考资料：《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John R.McNeill）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