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多个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力图刺激消费、刺激经济。如何看待消费券的作用，如何稳消费？新京报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消费券的作用是短暂的，在刺激消费上的作用不能高估。刺激消费可以采取多个措施。比如，通过救助困难群体来稳消费。但比较重要的是以公共消费带动居民的私人消费，弱化居民增加储蓄的预防性动机等。”刘尚希说。

近期，不少人建议直接发钱补贴救助困难群体。如何救助困难群体来稳消费？刘尚希表示，他不是不赞成直接发钱补贴，但反对没有目标、不加区别的发钱。“不能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来发钱，可以利用目前的社保体系精准识别救助对象发钱，这种发钱的方式更有效。”

与主张稳消费以刺激经济的观点不同，也有观点认为，政府要通过启动基建投资来扩大就业、刺激经济。当前的形势下，中国经济要依靠消费还是投资？对此，刘尚希认为，消费和投资都对中国经济很重要。但如果体制机制存在障碍，两个都无法在经济循环中发挥有效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去改革阻碍两者更好发挥作用的机制体制。其中，当前最重要的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投资的信心和内生动力。

刘尚希进一步呼吁，“对于处于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来说，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出路在于来一场与世界大变局、疫情大冲击相匹配的改革，这样才能充分彰显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把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从历史来看，可以借鉴世界经济大萧条时的美国罗斯福新政，进行一场改革，转危为机，把疫情的冲击转化为改革的内生动力。”

“消费券的作用是一次性的 要以公共消费带动居民消费”

新京报：为刺激消费，多个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你怎么评估消费券的作用？

刘尚希：现在疫情刚得到有效控制，有些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发放消费券来刺激消费，这种方式确实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效果会很短——因为一般的消费券都有时间限制，有的消费券要在一个星期之内使用，过期无效。而且消费者使用完消费券之后，是否会继续保持旺盛的购物欲难以确定。因此，消费券只是对居民消费起到一次性的撬动作用，在刺激消费上的作用不能高估。而且，还要防止“胀肚子效应”，尤其是日常消费品的购买，家里存货多了，以后购买就少了，直到存货消化掉为止。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稳经济的关键在于稳消费。如何提振消费？

刘尚希：第一，救助困难群体，这是稳消费的一个措施。第二，消费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消费，但其作用是一次性的。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措施是，要以公共消费带动居民消费。

最近出现了储蓄增加的现象。这是因为疫情冲击之下，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上升，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增强了，这种趋势若继续下去，会导致消费的进一步萎缩。因此，我们要考虑，如何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来弱化居民预防性动机，带动居民消费。公共消费分为两大块：一是维护政府运转的消费，如发放的雇员工资、采购的商品和服务、提升政府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等等，这些支出属于政府自身的消费支出。

二是供社会成员消费的公共服务，如用于幼儿园、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医疗、健康知识普及、防疫、体检检测、公园、博物馆、公租房、养老、救济以及社会治安等等。政府提供公共消费既可以直接提供，如办园办学办医院，建公租房等，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来间接提供，如教育、医疗、公共卫生、培训等，都可以向市场或社会来购买服务，再提供给社会大众消费，也就是政府买单，大众消费。发放消费券、培训券、教育券、平台服务使用劵等等，也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还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来提供公共服务消费。公共消费有助于社会平等，也能降低居民预防性动机，即居民的安定感和未来的确定性提升了，居民当前的消费就可以扩大。提供公共消费，离不开学校、医疗机构、数据中心、公园等公共设施的建设，这意味着扩大公共消费也会带动公共投资，或通过政府采购带动民间投资。中心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在公共消费方面的提升空间很大，仅仅从2亿多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来说，没有享受同城待遇，其在教育、培训、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消费是严重不足的。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地方各级城市政府向农民工提供公共消费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消费要靠两方面的支撑：收入、合意的产品和服务。要想扩大消费，一方面，居民收入要增长，另一方面，市场的优质供给要增加。我国的消费结构在升级，居民海外购物的能力很强，消费外流不断扩大，我国是全球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但国内供给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就连锅、菜刀、奶粉这类日常消费用品，中等收入阶层都倾向于购买外国货。现在海外疫情导致进口萎缩，我们能否想办法把这部分海外的购买力转化为国内的购买力？这其中关键在于提高供给的质量，如果没有优质的供给，居民有钱也不会消费。若缺少合意的产品和服务，居民的一些消费需求只能是潜在的，难以变成现实。

“我反对不加区别地给所有人发钱”

新京报：在近期的中国经济学界，直接发钱补贴包括失业者在内的受困群体的呼声颇高。中国是否应该仿效国外给民众发钱？

刘尚希：我们不能只看到国外发钱这一表象，认为国外发钱，我们也应该效仿发钱。当然，我不是不赞成发钱，但反对盲目的、没有目标的、不加区别的发钱。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一定要首先明确一个问题——发钱的目标是什么？无论美国还是日本，这些国家给民众发钱都有一个明确目标：抗击疫情。为了有效控制疫情，政府要求居民在家隔离，减少外出。但国外很多家庭储蓄率低，很多家庭一旦失去工作，生活可能陷于困境。如果政府不发钱补贴民众，很多人就会拒绝隔离，坚持外出上班挣钱。因此，为了实施有效的隔离政策和保障基本的社会秩序，让居民安安稳稳待在家里，政府通过补贴来保障民众日常基本生活，稳住人心。

现在国内不少人主张发钱，那目标是什么？应该是救助失业群体、受疫情影响的低收入群体。在救助之前，我们要搞清楚：目前失业规模到底多大，失业人群到底是怎样的生活状况，哪些人应该被救助，政府如何救助——是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还是采取更精准有效的方式？我认为，不能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为了发钱而发钱。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利用目前的社保体系精准识别救助对象：第一，在城市利用好失业救济机制，城市失业居民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第二，在农村利用好已有的扶贫机制。疫情冲击，很多农民工暂时失业，只能待在家里。这些人没有参加失业保险，无法领取失业金，他们是否会变成贫困户？要利用脱贫攻坚的机制去精准识别哪些人需要救助，将需要救助的农民工纳入低保、贫困人口等救助范围，保障这部分失业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疫情冲击之下，之前已经脱贫的贫困户可能返贫，也要特别关注这部分群体。这两种方式的救助也是发钱，但发钱的方式更精准有效。

从财政承受能力看，在当前基层财政“三保”都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能力进行“直升机撒钱”。谁不喜欢钱多一点？普罗大众都希望政府发钱，但发钱要有助于社会公平，保住底线，也就是保基本民生。若超出“基本”来撒钱，将会导致财政不可持续。

新京报：最好的救助仍是保就业、增加就业机会，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刘尚希：从保就业角度看，就业岗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企业的就业岗位，要尽可能减少企业的倒闭，保住现有的就业岗位；另一类是非企业的就业岗位，如个体工商户的自我就业、灵活就业等等。疫情之下，几千万个体工商户受到很大的冲击，要对他们有精准的政策支持。比如，是否可以延期个体工商户的贷款、减免部分贷款利息、或财政补贴一部分等。这比减免税更重要，因为减免税主要是一种激励政策，而非救助政策。

对于失业人群、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可以鼓励大学生通过自我创业，也带动其他人就业。这就需要政府对创业提供培训、指导，在创业贷款、资本金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从根本上看，还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保就业。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平等待遇和遭受隐性歧视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疫情之下，改善营商环境恐怕是一个更重要、更迫切的问题。这是因为，只有营商环境改善了，大家才会有投资、创业的想法，从而带动就业。这些年放管服改革，大力改善了营商环境，但疫情冲击之下对此提出了更高要求。保就业的根本之法，在于改善预期，走群众路线，对市场形成良性激励。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 让市场投资能够参与到公共服务的投资”

新京报：与主张稳消费的观点不同，有观点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要通过基建投资来扩大就业、刺激经济。你怎么看？

刘尚希：首先，政府投资并非可有可无，一些必要的基建项目还得要上，但政府投资未必能扩大就业岗位、刺激需求，从而拉动经济。这其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也需要满足很多的条件，当有关条件不具备时，政府投资是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

从当前的条件下看，基建投资恐怕难以再发挥2008年、2009年时期那么大的作用。通过传统的基建投资来刺激经济、扩大就业，这个效果会较低，因为传统基建投资的空间变小，其乘数效应也大大降低。2008年“四万亿”方案的效果可圈可点，政策的“规模效应”对提振当时市场信心发挥了巨大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当前大可借鉴。但是政府投资的路径如今难以再续。

第二，3月的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的技术含量高、更新迭代快、应用场景驱动，基于这些特点，政府无法替代市场。新基建投资主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应做的事情是规划、引导和提供政策激励。

其实，即使是“铁公机”等老基建，几乎没有市场参与不了的，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模式。传统的理论认为，公共基础设施是公益性项目，只能政府去投资，市场不会去参与。这种理论已经不合时宜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实践早已打破了过去流行的理论。如果实行“项目组合”，或者实行“开发性的政社合作（PPP）”模式，或者实行资产证券化，原有难题都可以通过模式创新得以解决，现实中已经有不少这样的成功案例。要改变传统观念，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让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这恰恰是我国重要的制度优势。

中央一直在强调，要让社会资本进入到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但现实中因为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社会资本很难进入到这些公共服务领域。现在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在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扩大之后，社会资本不少被挤出去了。政府投资的目的本来是要带动市场投资（或者说民间投资），现在不但没有带动起来，反而只剩下自己在那单打独斗。中国经济体量达到100万亿元，单靠几万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难以撬动，还是要靠民间投资的力量。在疫情条件下，加快体制机制改革，让市场投资能够参与到公共服务的投资中，这是决定宏观政策有效性的必备条件。

“不要抽象讨论中国经济靠消费还是投资 要去解决阻碍两者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

新京报：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来说，要依靠投资还是消费来推动？

刘尚希：我认为，消费和投资对中国经济都很重要，不要抽象地去讨论当前的中国经济要靠消费还是投资来推动。如果体制机制存在问题，两者都无法有效发挥作用。重要的是，要去解决阻碍两者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加快机制体制改革。当前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也需要前所未有的改革来匹配。

比如，当前重要的是要激发市场投资的信心和动力，但营商环境的问题既有新问题，也有老问题。在疫情发生之前，民营企业信心不足，民间投资增长乏力。疫情之下，营商环境又有了新问题。比如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在有些地方，民营企业要经过层层审批才能复工复产，这暴露出有些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习惯性干预，不愿意轻易放弃到手的权力。

疫情之下，改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因为只有在营商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后，民营企业的信心自然就上升了，民间投资也会随之增长，就业、收入、消费、投资自会形成循环，也不用再纠结到底是依靠消费，还是依靠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应趁着这个机会加力优化营商环境，从根本上提振市场信心，解决市场投资乏力的问题。

激发市场投资的信心和动力，还要加速推进国企改革，加快推进向“管资本”转变。一旦国企国资改革有了大进展，民间投资可以参与的空间就变大了。

“如果真正下定决心要改革，改革可以立马见效”

新京报：相对于刺激政策，改革是否是慢变量？

刘尚希：认为改革是慢变量的认识是错误的。应对当前严峻的形势，在很多人看来，首先要靠刺激政策，好像改革难于上青天，要慢慢来。也有观点认为，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如果不想真改革，可以有一万条理由。如果真正下定决心要改革，改革可以立马见效。改革不是今后的事情，也不是慢变量，而是自我革命的决心问题。我们一定要消除这种认知上的误区。中央一直在强调改革、推动改革，但似乎像是拳头打在棉花上，被各种隐匿的不担当、不作为给化解了。就这点来说，改革确实变得更难了。

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来观察和理解改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出台了《紧急银行法令》、《全国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社会保障法案》等系列法案，大幅度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破除了原有导致经济危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崛起，离不开当时危机中罗斯福新政推行的大规模的机制体制创新。甚至可以说，罗斯福新政的制度红利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现在看，罗斯福新政在短短时间内推出了那多的改革措施，那些改革是慢变量还是快变量？很显然，改革可以是快变量。

对于处于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来说，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也不能再依靠一些零打碎敲的小政策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来一场与世界大变局、疫情大冲击相匹配的改革。这样才能充分彰显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把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从历史来看，可以借鉴世界经济大萧条时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的步伐，把疫情的冲击转化为改革的内生动力。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