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 中国发展网 记者程晖报道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了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532167亿元（人民币，下同），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7%，比一季度回落5.6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5.3%，两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

当天，中新社“国是论坛：2021年中经济形势分析会”在北京举行。多位专家从贸易、财税、金融、房地产、互联网反垄断等多角度对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并展望了全年的经济发展态势。

白景明：财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效果显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副院长白景明表示，2018年以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6%，两年平均增长13.2%。分产品看，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05.0%、69.8%、48.1%，两年平均增速均超过30%。

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两年平均增长7.0%。高新技术产业拉动了工业增长，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今年，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政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先进制造业企业按月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白景明说，财税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效果显现。

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也很快、同比增速达到23.5%，两年平均增长14.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7%、12.0%，两年平均分别增长17.1%、9.5%。预期变好，刺激投资，预期与投资形成良性循环。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超过25万亿元，增长1.8%，财政支出总规模比去年增加，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在实际新增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压减本级、调整结构，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83370亿元，比2020年略有增加，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7.8%，增幅明显高于去年。赤字率比去年有所下调，今年的赤字规模为3.57万亿元、比2020年减少1900亿元。适度减少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新增专项债券安排3.65万亿元，比上年减少1000亿元。

白景明分析，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约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一些中西部地区50%以上的一般支出来自于中央的转移支付。对有的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达到千亿，这些转移支付到位后能够拉动当地消费和投资。

张建平：中国外贸进出口连续13个月保持正增长超出预期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说，中国有句老话“烈火当中才能考验真金”。在目前疫情和全球衰退叠加背景之下，中国出口能够保持13个月连续正增长，是特别难能可贵和超预期的。

张建平表示，从基本面上来讲，2020年中国外贸经历了一个“过山车”般行情，但是因为中国有效防疫抗疫以及迅速复工复产，去年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贸较快实现了由负转正。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中国产业链组织能力和效率也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推动了中国作为货物贸易最大国在全世界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

“今年，从现在的基本面看，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最好、经济动力比较充沛的主要经济体。”张建平说，全球经济现在进入复苏轨道当中，像欧美日PMI都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都相对乐观，世界银行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5.6%，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6%，在这样一种大的基本面背景之下，意味着全球市场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在复苏，对中国外贸的拉动也会比较好。

中国外贸延续了去年下半年的增长势头，目前亦态势较好。张建平指出，在目前疫情和全球衰退叠加背景之下，从2020年中国外贸由负转正，到现在中国出口能够保持13个月连续正增长，是特别难能可贵和超预期的。

在国际贸易大幅萎缩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中国-东盟进出口总额达4.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按美元统计，双方贸易达6846.0亿美元，增长6.7%。

中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对前三大贸易伙伴东盟、欧盟、美国分别进出口2.66万亿元、2.52万亿元、2.21万亿元人民币，分别增长27.8%、26.7%、34.6%。同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27.5%、22.7%。

张建平说，东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得益于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东盟现在是“一带一路”伙伴中的支点区域，中国和东盟之间有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系统性合作，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规模现在上升到了很高水平，期待未来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走向“钻石十年”，双边贸易额会朝着7000亿至8000亿美元前进。

张建平说，当前外贸企业面临着出口压力加大、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的挑战。面对压力和挑战，希望外贸商协会组织能够更加精准和有针对性地扶持外贸企业，给外贸企业提供更多信息、风险识别和防范的相应服务举措，帮助外贸企业更好发展。

同时，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努力塑造外贸新动能。商务部最近数据显示，中国跨境电商规模最近5年增长了近10倍，将来我们通过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会给中国外贸注入新动力，能够带来新的市场份额。

他也提醒，要强化外贸市场多元化发展。在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把“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潜力挖掘出来，对中国未来外贸的成长也是非常大的支撑。

王军：下半年三大因素或将影响价格走势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表示，尽管今年以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走高，但历史上历次工业品通胀都很难完全传导到下游，加之当前正好处于猪周期底部，多项因素都不支持终端物价快速、大幅走高。

他同时指出，考虑到基数原因和其他因素，下半年CPI会有小幅走高。预计三、四季度CPI会在2%以上运行，但肯定不会超过年初政府所设定“3%左右”的目标。

对于下半年影响价格的因素，王军表示，首先是石油和粮食价格会否超预期上涨，这是推动全球通胀和国内通胀的重要因素。下半年美欧经济复苏预计较快，相关旅行需求增加，石油走势受到看好，如欧佩克认为全球下半年原油需求将延续复苏延续。加之去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也出现大涨，这将对下半年价格走势产生不确定性。

其次，美国通胀形势和美联储缩减购债节奏与相关风险亦高度相关。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核心PPI和CPI又创新高，未来美联储政策逐步收紧或回归常态已是既定政策操作，但节奏尚难把握，这会直接影响美元、美股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以及美国通胀形势，进而对国内政策、价格产生影响。

最后一个因素是疫情。王军表示，东京奥运会开幕在即，但日本疫情尚未完全受控，美国疫情也在反弹，种种迹象显示病毒可能将和人类长期共存。从目前情况看，全球供需缺口或长期存在，这将利好中国外需。

谈及政策层面，王军认为，下半年中国政策的重点需要兼顾稳增长、调结构和促转型，防止经济超预期回落。他提到，近期中国货币政策已作出一些主动调整，财政政策也应保持必要扩张力度和前瞻性，针对目前结构性、不均衡的复苏进一步发力。

赵锡军：金融机构加大风险处置力度，相关风险已得到较好控制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对上半年金融领域相关情况进行了分析。

他表示，上半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稳中加固形势的形成与货币金融政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上半年，货币供应量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1月份增速为9.4%，2月为10.1%，3月为9.4%，4月份为8.1%，5月份为8.3%，6月份为8.6%。“可以说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增长，信贷政策、社会融资政策也提供了好的支持。”

赵锡军表示，上半年对企业信贷的增量达到8.37万亿元，对居民住户的信贷达到4.58万亿元，这个量是相当大的，对企业生产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支持非常大。此外，社会融资也一样，一季度增速超过13%，二季度约11%，上半年增速为11%，支持作用也非常大。

“从金融货币供应、信贷和社会融资能够看出，目前我国金融政策相对稳定，向常态化方向发展，同时增速也逐步有所回落。”赵锡军表示，金融领域还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以及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支持也得到较快发展。

谈到社会关注的宏观杠杆率及相关风险，赵锡军表示，去年金融领域为了应对疫情冲击、支持经济发展，增长得比较快，引发人们对宏观杠杆率上升及金融风险的担忧。从目前来看，杠杆率虽然有一些上升，但是上升以后已基本上稳定，有些领域得到了一定控制。此外，去年和今年金融机构加大了风险处置力度，相关风险已得到较好控制，增强了金融体系总体稳健程度和应对冲击的能力。

“尽管金融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支持了经济的复苏，但是也要关注到一些问题，从宏观来讲，无论是货币的增长，还是信贷的增长，还是社融的增长都达到了很高的量级，人民币贷款余额6月底达到185万亿，这都是比较高的情况。”赵锡军表示。

他表示，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向常态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变化的情况，把握好精准度，一旦出现一些波动，可能会带来较大影响。要关注信贷的后续效果，关注是否会有不良产生，当前的不良率虽然得到了一定控制，但不良额是上升的，一些商业银行的盈利几乎很少，甚至有些负增长，需要时刻关注，还要关注居民信贷的上升。

赵锡军还表示，从结构看，当前融资的集中度进一步上升，短期可能影响不大，但长期来看对整个经济的结构，对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融资需求变化是不利的。

谈到上半年经济数据的亮点，赵锡军认为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就是高新技术制造业投资和产出的“双增长”，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是23.5%，两年平均增长14.6%，比固定资产投资12.6%的增速要快很多，此外，高技术产业的产出增长也非常快，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的产出增速达到22.6%，两年平均也达到13.2%，也是非常快的，是一个很好的势头。“下一步要关注高新技术有可能产生的无效投资，以及投资的高增长是否可持续等问题。” 

宗良：中美货币政策存在三大差异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表示，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对全球各方面产生直接影响，两者主要存在三方面差异。

一是通胀的差异。不论是从环比还是同比来看，美国CPI已经连续三个月超预期增长。宗良称，美国的通胀从4月份到6月份一直处在近年来较高水平，4月份4.2%，5月份5.0%，6月份更是达到5.4%。相对而言，中国的通胀总体上来没有太大的压力，相比美国状况要好一些。

二是货币政策空间的差异。宗良称，美国货币政策应该加息，但是加息太难，影响其经济增长，也会在短时间把债务负担拉高，所以其货币政策的空间要小得多。

“相对来讲，中国的货币政策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宗良说，未来需要让货币政策更加有效地适合经济发展。

三是货币政策关注点的差异。宗良认为，美国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股市的关注度比较高。

他进一步称，中国货币政策的关注点就是要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比如中国经济要实现平稳增长，需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解决有些地方的需求不足的问题。

谈及上半年中国经济表现，宗良认为，“数字还是非常好的”。在他看来，中国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开了一个好头，若按照当前趋势走下去，预计全年经济增速能保持在8%或8%以上的水平。

宗良建议，未来要考虑能够实现2021到2022的有机衔接，防止国际上各种各样的不利环境，同时供给侧要能够更加满足市场需求，实现动态平衡。

为此，宗良提出四个建议，首先要合理安排财政与货币政策，为经济平稳增长，要以我为主，总量与结构并行，在促进经济增长时稳步地调整优化结构。

其次要加大民生支持力度，从需求层面上来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从投资的方面要让供给始终围绕着民生。

第三要稳住市场预期。宗良认为，一方面要保供稳价，不要让通胀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不至于明显传导到CPI，同时让中小企业的压力不断减少。从另外一个角度，要稳住汇率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和双向波动。

最后是警惕外部输入风险的传递效应。宗良说，总体上要保持好中国货币政策的力度，有效支持中国经济发展，把自身经济做好了，才能抵御各种各样外部的风险。

倪鹏飞：未来炒房的风险越来越大

数据显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倪鹏飞指出，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势总体上平稳、健康，也有个别偏高区间。他指出，疫情期间，各国房地产价格普涨，美国房价回到高位，但中国房地产价格总体上仍于一个在较好状态，这得益于国家“房住不炒”的定位和政策上坚持调控不动摇。

不过他也坦言，由于投资渠道狭窄，货币政策的环境相对宽松，所以一些地方通过金融贷、消费贷，在二手房、学区房、小产权房等领域有一些炒作。下半年，货币政策环境宽松可能会对房地产市场有所外溢，虽然预期在发生变化，但是炒房还难以杜绝。

他提醒说，未来炒房的风险会越来越大。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一是炒房的空间在压缩。随着保障房供应比例的提升，人口流入地区的住房用地、住房供给增加，供求基本面正发生巨大变化。

二是违规炒房一旦被查出，将会受到严厉惩处。

三是政策漏洞会逐步填补，若想利用政策漏洞来炒房，可能会无法脱手。比如：前段时间有人利用学区房进行炒作，但学区政策一调整，则难以脱手。

四是一些重大的基础制度创新将陆续出台，比如房地产税等，市场总体形势会发生重大变化。

对于下半年的形势，倪鹏飞认为，下半年楼市或呈现稳中有降、平稳健康、持续分化的态势，无论是房价、成交量还是投资增速均有所下滑。他认为，下半年楼市调控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房地产调控的人口、土地、住房的联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行政调控难度越来越大。人口流入地区，需求在增加，但是土地、住房的供给跟不上，再加上建筑成本增加、部分城市保障房精装修交房等要求，这些都给房地产调控特别是价格调控带来很大的压力。

第二，房地产调控的严密程度和执行力度还有待于提高。首先房地产调控制度已相对严密了，但仍有漏洞。目前各城市普遍将人才落户和住房连在一起，人才落户就可以买房。此外，一些政策虽然出台了，但是执行不到位。

第三，防范和化解房地产的风险的任务加剧。一方面是房企面临较大的债务压力，另一方面，部分炒房家庭也面临断供风险。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倪鹏飞认为，总体上要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完善调控机制，加快基础性制度的建设。

首先，加快调控机制的联动。人口部门、土地部门、金融部门、住房部门都要联动起来。同时，需强调省和各部门的联动，各省厅和城市的联动，还有都市圈内各城市的联动。因为很多调控政策不在城市一级，尤其是金融税收等方面。

其次，完善房地产调控的政策。人才政策需要和住房调控政策相统一、相衔接，不能因为一个而影响了另外一个，还要制定精准打击炒房的靶向调控政策。

此外，积极应对和防范金融风险。同时，加快基础制度和长效机制的建设，尤其是加快房地产税试点的推进，加快人地挂钩、跨区域建设用地交易等基本的制度和机制的建设。

刘晓春：近期互联网反垄断执法呈现三大特点

7月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的互联网领域22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件，这是去年12月至今，市场监管总局第四次发布对经营者集中平台的行政处罚决定，累计涉及44起经营者集中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认为，近期的反垄断行政监管和执法举措有三个特点。

一是密度加大，从去年到现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开出一系列罚单，涉及到的类型也比较广泛。

二是执法力度强化。对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可能对竞争产生影响的认识，已经高度集中，处罚力度进一步强化。

三是执法效率和速度有实质性提升，回应了现实中对数字经济领域可能存在资本和平台行为失范的关注。

刘晓春说，近期一系列互联网反垄断案涉及到两个重要领域，一是经营者集中或是并购，回应的是对资本无序扩张的顾虑；二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主要会体现在平台排他性的行为，这也成为近期反垄断法执法关注的一个重点，同时也在政策研究上成为重点。一些传统竞争法、反垄断法关注的要素，如价格、垄断协议等，在数字经济领域相对有所弱化。

互联网经历了去中心化和慢慢集中化趋势，一些基础的竞争要素有可能过于集中在几个大平台或超级平台上面。这时候有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过度中心化，导致平台生态的封闭。

刘晓春说，这时就要考虑，是不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能否保障中小企业的创新活跃度，小企业是否更多受制于大平台生态封闭的约束，以及这种封闭性是否提高了中小企业的创新和经营成本。

“可以看到，现在的反垄断执法的重点是围绕着关于营商环境、创新的活跃，以及流量、数据资源开放充分的流动等角度来展开的”，刘晓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