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洽棠

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愈加复杂的局面，数字经济展现出顽强的韧性，正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目前位居世界第二。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打造未来竞争新优势的迫切需要，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

全国政协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姚爱兴表示，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有：一是数字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城乡数字鸿沟、代际数字鸿沟引发关注，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由“接入鸿沟”变成“认知鸿沟”，不同群体之间获取数字资源能力差异显著，数字素养提升成为重点。二是数字经济关键核心技术能力仍需提升，关键数字技术基础研究较弱，有的基础产品和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关键环节存在“卡脖子”风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三是数字领域中高级人力资本不足，数字经济融合新技术与新产业，数字技术更新迭代较快、专业性较强,使得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从“量”向“质”转变,对人力资本的专业性、复合性和实用性水平的要求较高，而当下我国数字人才特别是高端数字人才供应不足，远不能满足数字企业用人需求。四是数字经济企业间采用不同的业务框架和系统，使得数据联通、整合与共享不足，导致出现较为严重的“数据孤岛”现象，且政企数据共享权责边界模糊，数据安全监管体系不足，这将影响企业和用户对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持。

对此，姚爱兴建议：

一、加大基础研究和关键数字技术创新投入。持续加大数字领域的研发投入，采取提高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多项政策措施，推动以高校、科研院所为核心的产学研合作，集中攻关，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开展核心技术、非对称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战略性前沿技术攻关，在量子计算、超导芯片、区块链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推动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研究。同时，加强数字技术国际合作投入，探索与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研机构和跨国公司共建数字经济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国际科技合作基地；鼓励数字经济龙头企业跨境合作，构建海外研发中心，吸引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

二、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提速增效。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是重要发展趋势。要围绕网络、平台、安全三大体系，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分行业开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加速传统企业“上云”步伐。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商，支持综合型和专业性解决方案供应商共同发展，解决好企业、特别是中小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不敢转”“不会用”“不能转”等问题。

三、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要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完善竞争政策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促进大数据交易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特别是要对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转让权等作出明确界定，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同时，打破现有壁垒，将数据用好用足，让大数据更好造福人民。

四、加快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要推进数字教育改革，加快构建数字人才培养体系。教育部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数字经济领域基础研究、技术创新等增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专业，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前沿科学型和专业型人才培养。各级科要强化对数字知识和技能的普及，提升公众数字素养。完善创新数字经济领域人才评价机制与激励机制，着力打造一批基础理论功底深厚、研发技术高、应用能力强的数字经济复合型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五、建立高质量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进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尽快出台大数据安全保障、数字信息完善、数据隐私保护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等。加快数字技术标准建设，制定数字领域新技术与数据格式、互联网平台架构等标准，推进数据资源流通标准建设。完善政府协同，推动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跨行业的协同联动数据治理机制，制定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交易制度，探索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监管制度，实现数字经济的多方协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