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前方记者 | 付朝欢

适逢三月议国是。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全国两会释放的宏观政策走向信号，势必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和热议的话题。

去年底在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了2022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政策取向。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

本报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并提出七大政策，“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居于首位。在您看来，今年的宏观政策怎样把握“稳”与“进”的关系？

钟茂初：我理解，“宏观政策稳健有效”，是指既要起到短期促进经济稳定和合理增长的作用，又要考虑到不透支未来阶段的发展空间和政策作用空间，不对中长期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系统性风险。

对于宏观政策“稳”与“进”的关系，以财政政策为例，在经济运行较为困难的时期，适度的财政支出扩张政策，特别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城市更新、绿色经济与新能源基础设施等适度超前建设，既可通过投资促进短期经济增长，也可为未来阶段的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这个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要基于大量市场主体的共同认知，而不是政策部门的主观判断。这也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体现。

本报记者：202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您此前曾表示，“我国仍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阶段，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要充分考虑这一关键时期可能面临的问题。”您能否对此作进一步阐释？

钟茂初：针对“我国仍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性阶段”这一判断，我认为，可能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支撑以往经济高速增长的“优势”和“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必须通过新的增长模式、新的产业领域、新的发展空间培育新增长的“优势”和“红利”。否则，中等收入陷阱就很难跨越。

二是我国各区域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异。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相对较好。而西部和北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难题较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较大。所以，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要有区别地对待，尤其是“双碳”目标的推进，应针对不同区域的基础条件和发展特征采取差异化的推进步骤。

本报记者：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1076万人，首次超过千万人。对于促进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重点群体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您有何政策建议？

钟茂初：我认为，在当前背景下，对于各种新形态的灵活就业，应做好社会保障的完善。通过财税、信贷优惠等政策，鼓励各种形态的就业方式。

稳就业，最根本的还是要依赖稳增长。所以，政策也要鼓励市场主体对于各种消费需求的发现，并使各种需求满足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哪些环节存在难点或堵点，政策就应着力去解决，使之畅通。

本报记者：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2022年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更加注重抓稳增长的改革。请您谈谈经济体制改革对于推进稳增长目标的作用。

钟茂初：经济增长的来源，一是要素的扩张，二是效率的提升，技术进步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之中。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一方面，使传统条件下难以成为增长要素的资源（人力、土地、既有资产、技术成果等）转化为有效的增长要素；另一方面，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效率。只要改革能够达成这样的目标，自然而然就能够带来增长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