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 付朝欢

2023年春节刚过的那段时间，各地出现保障企业用工需求的“抢人潮”“招工潮”。其实，“抢人大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今年“战况”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不仅在时间上提前了，城市“抢人”的重点也转变为“抢人才”和“抢劳动力”相结合。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值得关注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三者通过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共同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今年多个地区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及时呼应了“三位一体”表述。

沿海用工大省为何赶早跨省“抢人”

春节还没结束，东南沿海地区已在“拼”经济上“抢先一步”，包括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在内的多个沿海用工大省跨省招工、引进人才。多地将招聘会搬到了务工人员家门口，通过现场摆台、“直播带岗”，让招工更快捷、就业更方便。招到人后，又包机、包车接人，为务工人员返岗复工做好保障，实现“家门到车门、车门到厂门”的无缝衔接。因为防疫政策优化调整，招工效率也极大提升。

东部产业优势地区“抢人”情绪高涨，体现了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拼”经济的强烈愿望，也反映了年初劳动力紧缺的客观现实。对此，有专家学者分析指出，首先，这些地区本身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比较高，疫情及服务业下行等因素加速了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回流，导致用工缺口大、招工难；其次，现在企业加速复工复产并迎来新一轮订单爆发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作支撑；此外，过去的劳务输出地“留人”的愿望日益迫切，也使得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大。

拉长时间维度和空间跨度来看，“招工难”是不少用工大省企业主们多年来的“心病”，并非一时一地的难题。专家学者普遍认为，造成“年年招工年年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短期收入相对较高的网购、物流等服务行业，对年轻一代蓝领工人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他们不再安于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作，而是选择去当外卖员、快递员；二是受限于户籍及一些附属的制度安排，农业转移人口不能在一座城市“扎根”、成为“新市民”，安定感和归属感的缺失，使外来务工人员选择流动到条件更好的地方；三是随着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经济崛起，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推进，越来越多人选择在家乡就业、创业，部分劳务输出大省的人力资源供给明显减少。

由此，专家学者建议，各地在打响“抢人大战”的同时，也应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智慧下好“留人大棋”。

从昆山探索看城市引才内在逻辑

人才流向，改变城市的格局和位次。江苏昆山对此作出强有力的注解。

昆山已连续18年夺得“全国百强县”榜首。2022年，昆山市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006.7亿元，这一经济体量超过了8个省会城市。

多年来，昆山在抢抓人才“第一资源”的道路上矢志前行。截至2022年7月，昆山全市人才总量达48.5万人，引育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专家146名，数量位居全国同类城市首位。

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春龙表示，依据“人才-创业-项目-资金”这一发展逻辑，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是人才。“产业与人才互促共进，产业是引才聚才的强磁场，人才高地又反过来筑起产业高峰。”

专家学者还发现，昆山正在持续优化对人才的精准服务，既花“真金白银”，更具“真情实感”，把住房、就医、子女教育等“关键小事”作为拴心留人的“头等大事”来抓，让“千里马”在舒适“气候”里竞相奔腾。

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昆山如何继续保持领先地位、领跑优势？昆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孙勇表示，要主动跳出“县级市思维”、“跳出人才抓人才”，聚焦数字化时代的产业创新集群发展，把握好战略机遇和发展优势，推动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资金链“四链合一”，让人才引领新时代“昆山之路”越走越宽广。

专家学者指出，城市之间在引才上的竞争，基本出发点是好的，但需要警惕可能引发政策的负外溢效应。比如，抢人才政策和户口、购房资格挂钩，可能诱发“户口空挂”“悬浮型城市”等现象；引才政策让公共资源被用来变相补贴大学生，继而可能对农业转移人口等其他劳动力群体产生一定“挤出效应”；三四线城市可能会受到一二线城市“抢人”的严重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等。

有鉴于此，专家学者建议，城市应找准比较优势，集聚与自身产业发展相互成就、适配度高的人才。

人才资源和人口红利的辩证视角

目前我国共有105个大城市。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和福建晋江这4个县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都超过100万人，被列入“II型大城市”。

“人随业走，丰富的就业机会是其人口规模扩大的关键原因。”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

城市之间越演越烈的“抢人大战”，也反映出一个现实“隐忧”：人口的自然增长对常住人口增长的贡献持续减弱，人口流动对常住人口增长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全国16~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更是比上年减少666万人。这一年龄段的劳动者是经济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人口红利的创造者。

“人口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更对城市人才政策带来直接影响。”张春龙表示，老龄人口越来越多，流入人才放缓，在这种情况下，“抢人才”基本上等同于“抢人口”。

有专家学者表示，虽然我国劳动力人口暂不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但对于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走低的趋势，很多城市已经在“未雨绸缪”。其中，特别是在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方面的力度颇大。如浙江杭州今年将向二孩、三孩家庭发放育儿补助，还将在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优化生育休假制度、实施住房购车支持政策、减轻家庭教育压力等方面加大努力。不只是杭州，近期已有包括深圳、湖南长沙、黑龙江哈尔滨等多个特大城市也相继发布了生育奖励、补贴等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建平预计，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每年会减少200万~300万的劳动力。而这其中，新增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值得关注，即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大学生数量将占到8~9成。“应结合国家关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改革思路，加大对技术工人、专业人才的人力资源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