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电力工业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亟需打破原有体制束缚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化机制。自中发9号文颁布以来，我国的电力市场化改革进程稳步推进，电力现货试点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改革为实体经济带来实实在在的用电成本红利，有力地激发了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活力，使电力供给质量明显改善，运行效率得到整体提升，促进了清洁能源消纳比例进一步提高，能源供应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完善。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新冠疫情的冲击，困扰欧洲、南美洲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能源危机愈演愈烈，面对高昂的气、电价格，工业及居民用电正经历一场“寒冬”。抛去地缘政治因素分析，危机爆发的更深层原因是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需要保持多样化的发电机组类型，国外电力市场设计对传统电源冲击过大，无法确保电力系统的长期可靠性与弹性。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大面积关停了燃煤电厂，转而依赖不稳定的新能源，电网系统转动惯量逐年减少，在水力、风能不能达到预期出力时，系统就显得十分脆弱且单薄。

相比之下，随着国内能源增产保供政策的持续发力，拉闸限电现象得到根本缓解，电力供应持续平稳，这恰恰体现了我国完备的电力工业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策机制赋予电力系统的制度优势。电力工业发展长久以来形成了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尤其是在紧急条件下的协同能力，决定了我们能以最优的方式实现资源的调配，以最高的效率解决面对的困境。我国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政策的出发点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到电力改革上，既不会照搬欧美国家的现行市场方向冒失突进，也不会满足于原有的计划调度而停滞不前。我国人口资源的不平衡分布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势必决定了我国的电力改革不会像欧美国家那样一蹴而就。多批次现货试点省份的探索过程也很好地证明了制度的优越性赋予了我们及时纠正错误和对其他国家政策则其善而从之的能力。

通过电力市场化改革，我国高效完善了输配电价构成体系顶层设计，在前一阶段厂网分离的基础上，为后续的电网企业输配分离提供了政策指导和改革方向，为电力价格反映电力价值、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迈出了重要一步；全国已建立北京、广州两个区域电力交易中心和33个省级电力交易中心，电力交易中心是促进电改加速的中枢神经，主要担负起市场交易的管理职责，交易中心的建立和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利于电力交易与电力调度在业务上紧密耦合、有机衔接，为大电网安全可靠运营积攒宝贵的技术经验；通过全面放开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实行“基准价+上下浮动”和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对还原电力商品属性具有阶段性意义,为加快中长期电能量市场以外的其他市场机制建设夯实了基础，彻底转变了燃煤电厂的经营模式，通过市场手段督促发电企业完成灵活性改造并积极参与调峰及可能开展的备用市场。同时，相比改革前电力直接交易电量电价实现了较大降幅，工商业用户切实享受到了改革红利；加快推进了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落地实施。增量配电业务之于我国的能源转型有着重要意义，在我国未来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源结构下，配电网是分布式能源一体化生产消费系统的核心，为能源综合利用效率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配电网建设与多能互补智慧能源系统的有机结合加快了能源“四个革命”的实现；最后，我国开展了两批次多试点省份的电力现货市场试运行，结合不同省份电源结构和送受电特性探索最有效的法规政策。鉴于我国正处在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的过渡阶段，仍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施行以市场为主导、双轨并行的模式，通过试运行范围的不断扩大、层层推进，有利于找到计划与市场双轨并行的最佳衔接点，从而为后续的全国性统一电力市场的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随着诸多产业相关文件相继颁布实施，足以见得我国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深入的决心和信心。面对必将到来的机遇和挑战，市场的各参与主体应积极转型、重新定位以乘上改革浪潮，特色电力市场建设可谓正当其时。